《宝应日报》社的几次搬迁

　　《宝应日报》社的几次搬迁

　　文/千叶树

　　春节期间整理散落在几处的老照片，一张一张看过来，仿佛有很多的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很多照片的背景是在以前工作的老报社，或者就是当时领了采访任务，赶去的现场。

　　照片上的人，除了还算年轻的我，就是当年的老同事和遇到的各位受访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慢慢成为我生活中的朋友。有的随着我的调离，逐渐联系得少了，有的依然保持着足够的信任和频繁的往来，我们分担彼此的忧愁，分享彼此的快乐，感到人生的意义因此而不断地坐实与升华。

　　开写《千叶树》以来，常常有朋友问我，怎么没看到你写一些报社的故事？怎么说呢，不是不想多写，只是每每准备落笔，忽然之间又感到局促与不安，想想还是作罢。

　　这一段时光，像一只巨大的晶莹剔透的水晶球，如影随形，我却找不到纵身而入的切口。

　　有一段时间，我打算写一个系列，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我做记者那些年，最终还是放弃了。一些顾虑使我打消了这些念头。

　　一是很多当事人还在身边，说与不说，说到什么程度，要怎么掂量取舍，万一无意伤及到人家，那就有违我写作的初衷了。

　　二是更担心因为自己的见识与认知不足，不能很好地从那些潮水般奔涌的往事中，采撷来美丽的浪花。

　　我还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时间，练成足以跟往事匹配的眼力与笔力，到那时再好好写了，不迟。心急，不但吃不到热豆腐，更容易一脚踩空，摔了自己，碎了豆腐。就像前几年敬爱的庄先生送我的一幅字上，是这样写的：

　　事缓则圆。

　　这样一来，我就轻松了很多，念及我的恩师，也是《宝应报》社创刊总编庄义湘先生当年反复交待督促我们的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就先尝试着记下一些相关的线索，留待日后的深耕翻作，期待到那时候，还有人愿意来读一读，聊一聊。

　　今天先记下来的，是关于报社的几次搬迁。记忆真的是很不可靠的东西，就连这些，我都不敢确定，我记下来的节点，是不是跟实际有了出入。

　　第一站是在宝应县城的城郊桥东，当时的县预备役部队所在地，沿路的一排楼房，坐南朝北，我们是在二楼吧？好像还是一家皮防病院的办公地，院前的电线杆和墙上，划了不少乱七八糟的性别妇科病之类的小广告，进进出出时不免令人尴尬。

　　对这个印象深刻，是因为那一年夏天，有位我心仪的小姑娘从南京回来过暑假，想起来去看看我，我在门口接应她时，察觉到她看到了那些夸张又醒目的小广告，飞快地红了脸颊。我就想，单位有时候真是一个人的脸面啊，这一刻多少有点丢人呢。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地方的，因为很短暂，很多人后来都不提了。1996年春末夏初的当儿，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庄先生受命创办报纸后，着手找人组队，最初的几位是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对付了办公的，我记得曾经写了整整一天的约稿信，赶在天黑前到邮局寄出去。这个不够正式，凑合了算是预热吧。

　　第二站是搬到了老城区叶挺路西头的工商银行楼上。这期间印象深刻的是，香港回归的当夜，报社安排我们兵分几路，火速赶往几家乡镇，去现场采访老百姓收看回归转播，请他们谈谈感受。我们这一路是去的柳堡夏遇新先生家，回头的路上我们轧到了一条蛇，吓得不轻。

　　第三站是去了当时的化建局办公的楼上，应该是县里划拨调剂的，我们很开心终于有了属于报社自己的根据地。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报社在社会上最吃香的吧，我因为一些批评报道的采写，招惹来好几次麻烦，也有聚众找到报社来点名要跟我理论的。每一次，都是几位总编和各位主任以及同事们很好地保护了我。

　　那一年我还被推选为全县的职业道德模范，参加了在大众电影院里举办的先进事迹报告会，我披挂了大红的绶带，端坐在第一排，听着台上的演讲者正在声情并茂地讲演我的感人事迹，边上的一位朋友附耳过来说，这个说的是你啊？不像哎！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改制和机构改革，我们在的那幢楼据说是要拆掉了，这次又要搬了。那时候，我刚刚结束县委组织部的下派，从工作了不到两年的县麦芽厂回头。

　　第四站。这一次是搬到了叶挺路东头棉麻公司边上的楼上，是一位张姓老板的私产，五层，我们租借了上面三层。叫我们感到郁闷的是，租借，是的，我们又成了浮萍啦。

　　仿佛是个不好的征兆，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无奈地面对飘摇不定的难堪现实。一会儿说必须停办，一会儿说也可以坚持，需要再观望，一会儿说肯定没戏了，一会儿说可以换个名字接着办，反正就是各种坏消息和更坏的消息，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们。

　　这时候已经陆陆续续有同事寻求调离，有的抓住新的机遇，考到了更好的单位。时任总编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范敬波先生跟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走，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努力。我直点头，心里升起了一股悲壮的豪迈之气。

　　后来有一次我还跟他说，当时我耳边响起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待我如师如兄长的范部长笑了笑，感慨地说，不容易啊，好在都扛过来了。

　　这样最后真的迎来了转机，可以继续办下去啦。确定下来的消息传来后，瞬间冲走了笼罩在那幢大楼里的沉闷晦暗之气，我们简直就要抱头痛哭喜极而泣，但是大家都忍住了，事实上那时候对于报纸前途的担心，已经像顽固的不祥的种子，深埋在每个人的心底了。

　　第五站。这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房租不断在涨，报社又一次搬家了，是去了县博物馆，跟文化局签的租房协议，当时文化局的局长是我们范总编兼任的，这样我就代表了作为报社总编的他，很郑重地跟作为文化局局长的他，签订了那份很正式的租赁协议。

　　那时候我们常常在背后闲谈，担心哪天要是范部长不再兼任文化局长了，房租怎么办？

　　几年之后，我们终于再一次等来了大面积的机构改革，仿佛等漏子一样，等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据说这次终于可以有报社自己的正式的独立的办公场地了，是老县政府大院里的原县档案局，其时是县文化局的所在地，他们要搬到体育场那儿去的。

　　刚刚高兴了没几天，又有了一个坏消息传过来，另外一家单位也自称他们就要搬到档案局的，并且已经开始出资装修了。好在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我们像是特种部队突然接到指令连夜开拔，以神速搬进了新的办公地。（第六站）

　　就这样，差不多20年的时间，我们伴随着报社划了一个看不见的圆，是的，我们再一次回到了起点。是梦开始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常常会面对各路朋友困惑的问话，咦，你们报社怎么又搬了？头都被你们搞昏了！我们只能一遍又一遍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是的呢，挪挪窝子，发发财！是好事呢！

　　其实这样的自我解嘲，每一次说起来时，我们的心里都是不甘的，隐隐作痛的。

　　那一次，我们都以为从此再也不用东搬西运了，我们大概率地会在这里迎来我们各自的老年，到时候银发苍苍满面皱纹的我们，颤颤巍巍回到这个大院里，说说从前，逛逛花园，也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啊。

　　是啊，彼此看看，哪一个不是白发悄然爬上了头，哪一个不是腰酸腿疼眼睛老花腰间盘突出？稍稍感到安慰的是，这期间不断有年轻人招进来了，老的开始一个接一个退了，传统的报纸是在一天天萧条，但是新的媒介我们也在慢慢涉足。

　　有点遗憾的是，报社的名字终于不复存在了，改成了县新闻信息中心。等到终于把心里捋顺了，努力适应了这个新名字，谁又能想到，她又一次变掉了。

　　是的，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将留下属于各自的故事，成为另一些人的回忆。

　　她们是美好的，或许是不美的，但是不管怎样，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祝福曾经的每一位报人。

　　祝福每一位现在依然还奋战在报纸一线的老同事、老朋友。

　　我们的同事，战友，朋友，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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