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刘岳云

        宝应学人中，论著述之多首推刘岳云，其著书凡500余卷。刘岳云（1849～1917），字芾青，亦字佛青，号震庵，后以震为名，别号致庵。刘岳云为东林学派重要人物刘永澄叔父刘继美后裔，扬州学派代表人物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为其族祖、族伯、族兄，师出扬州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成孺之门，后转益多师，不局限于一家之说。曾任职于上海招商局、浙江算学馆、湖北通志局。光绪十二年（1886）成进士，以主事分户部江西司观政，授国子诸生数学，主四川尊经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补云南司主事，后又补江西司员外郎、四川司郎中，官至浙江绍兴府知府。

        刘岳云重要的学术著作有：《测圜海镜通释》、《四元代数合释》、《格物中法》和《光绪会计表》等。特别是《格物中法》，是系统研究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最早一部中国人写的著作，他的这项工作与法国巴黎汉学家儒莲和化学家商毕昂共同从事的类似工作，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时进行的，因此，刘岳云也被称为是中国人中能用近代科学眼光研究《天工开物》之第一人。此外，《光绪会计表》是中国二十世纪第一部著名的会计学著作，是研究晚清财政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故曾任上海交大校长的唐文治总结其学术成就说：“富哉，先生之学兼赅中西也。”

        实际上，“中学”和“西学”走着相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老子（前571～前471）、孔子（前551～前479），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前572～前497）、赫拉克利特（约前530～前470），子思（前483～前402）、墨子（前468～前376）、李悝（前455～前395），与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商鞅（约前395～前338）、孟子（前372～前289）、庄子（前369～前286）与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为今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前二世纪，儒家思想经董仲舒（前179～前104）的改造成为儒教，从此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百年后，耶稣诞生，就在此前后，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公元313年，基督教在罗马取得了合法地位，而此时的中国玄学正在盛行。此后，西方进入漫长的中世纪，而中国，唐代中期韩愈（768～824）就提出“道统”论，成为宋明理学先驱，到了北宋，“ 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等理学大学几乎同时出现，至南宋，由朱熹（1130～1200）集大成，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朱熹去世后65年，西方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1265～1321）出生，而达·芬奇（1452～1519），则大致与中国明朝的王守仁（1472～1529）同时。

        但由于历史的和自身的原因，中、西学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最终也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宿命。首先是历史的原因。中国在形成大一统帝国之初，就发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焚书坑儒”事件，使得“中学”传承产生了断层。而“异族”入侵所导致的两宋相继灭亡，又使得中国“文艺复兴”的进程被打断。最后，明清易代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封建制度和文化得到强化，中华民族最后失去了和西方一起跨入近代的机会。还有学术上的原因。由于中华民族主体上是一个农业民族，学术思想中偏重于“实用理性”，虽也有“究天人之际”的说法，实际上却是“人学”（社会科学）发达，“天学”（自然科学）不昌。故秦火之后，研究“人学”的“儒家”（实为“阳儒阴法”的荀学）死灰复燃，研究“天学”的道家（实仅哲学）虽一度复兴（汉初黄老思想及其后的玄学），却始终得不到正统地位，阴阳家思想被宗教化，揉进“儒家”改造儒家思想成儒教，而唯一真正研究过“自然科学”的墨家则消亡了。在治学上，也是孔子的“治经”方法被传承下来，而且借着“焚书坑儒”后文化续接的特定需要，竟成为“中学”的主体即经学。所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从先天上就是不足的，这也是朱熹的“道问学”发展为王守仁“尊德性”的内在原因。结果是王守仁“格竹子”格出一场大病，中断了对自然的探索，而过了二百年，牛顿却从苹果落地的启示中，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

        尽管如此，“中学”跨入近代的努力仍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明朝万历中期以后，“天崩地陷”，危机深重。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新兴市民阶层和地主阶级革新派会合，在学术上形成了极力提倡“经世致用”和“图新求实”的东林学派，开启了由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又一次重要转折，开创“中学”实学思潮之端绪。从顾炎武开始，实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体现在治学方法上，由训诂转向考证，至戴震集其大成。第二阶段体现在治学内容上，由“通经”实现“广经”，扬州学派集其大成。第三阶段则体现在治学目标上，由义理向通幾（科学）迈进，刘岳云就是此一阶段的重要学者。

        实学由义理走向科学的进程，肇端于方以智（1611～1671）的“质测之学”，其后，梅文鼎（1633～1721）、明安图（1692-1765）都是成就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在扬州，泰州陈厚耀（1648～1722）早年师从梅文鼎习天文历算，扬州学派先驱宝应朱泽澐（1666～1732）又问学于陈厚耀，而另一位宝应人张肱则师从明安图。本来，考证与“质测”是实学治学方法的两翼，二者的目的都是“通幾”，沿着这样的治学方向走下去，就有可能达成“中学”向科学化转变。但在考证成为学者普遍使用的治学方法后，却产生了所谓的“汉宋之争”。而将考证视为汉学，其实质就是要将考证纳入到经学的老路上去，在学术上是一种倒退。有着东林嫡传的宝应学者虽未被其左右，但也不得不花费功夫来抵制这一思潮，这就是实学发展形成第二阶段、产生扬州学派的根本原因。扬州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就是“广经”，也就是全面整理先秦的学术成果，弥补宋明理学的先天不足，实现“广经”，使实学回归到通过考证和“质测”、由义理迈向“通幾”的正确道路。正因为如此，扬州学派中，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者是比较多的，扬州学派也才被张舜徽先生定义为“通”。刘恭冕和成孺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刘岳云则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思想。

        但是历史已经不给“中学”从容进化的机会了。在浪费了乾嘉时代以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强悍的“西学”面前，“中学”只能接受痛苦的硬着陆，实学开始式微，新学兴起。这也是刘岳云和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