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酒难消块垒愁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简称《聊斋》）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聊斋》的创作，前后历四十余年之久，贯串了蒲松龄的大半生。蒲松龄在宝应一年的“幕宾生涯”，对他的创作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在这里，他认清了官场的腐朽，了解了民间疾苦，为创作《聊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宝应收集的大量资料，又是《聊斋》内容的故事核。

康熙九年（1670年），蒲松龄的同乡好友孙蕙（字树白）选任宝应知县，邀蒲松龄当幕宾。蒲松龄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更是想有番作为，便欣然南下。志书记载，蒲松龄在宝应他与好友孙蕙一起，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宝应驿站圮废，差役繁多，开支浩繁，地方负担沉重。蒲松龄建言孙蕙呈文请求减赋。在呈文中说道：“里甲之役敝也，河道壅塞而驿递之繁难也，又兼以数年之前已竭之民力，值千古未有之奇荒，真如千百万片之破甄……”得到州府批准，减轻了宝应民众的负担。宝应从康熙七年起，连年水灾，尤其是孙蕙出任宝应知县的康熙九年，夏秋大水，冬季暴雪，许多人冻饿而死。蒲松龄为孙蕙写《劝输文》，动员富户捐赈灾民，县中中户大户纷纷解囊，捐衣捐物。宝应城南河南有一处20亩专供官员宴请及馈赠往来宾客和达官贵人的鱼塘，孙蕙采纳了蒲松龄的建议改为“放生池”，蒲松龄还写了《放生池碑记》。

孙蕙“少时，以文章气节显”。知宝应县后，不辞劳瘁兴利除弊，强项抗命善政惠民。声名显赫，政绩卓著，深得康熙帝赏识和嘉许，康熙十年春，升任高邮知州兼署宝应县，一身管两县政事，孙蕙在宝应、高邮不辞劳瘁，勤政图治，“专以爱民为急，不自计利害升沉。”以他精细干练的济世之才，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后来擢升给事中则至声动朝野，又以其渊博的学识任福建乡试正考官。

蒲松龄作为孙蕙的幕僚，了解官场中的很多内幕。孙蕙升任高邮知州后，蒲松龄随同孙蕙往返于宝应、高邮做幕。一次一位钦差过境，随从前呼后拥，车马塞道，钦差的爪牙恣意肆虐，不但鞭挞驿吏，对县令孙蕙也是唾面诟骂，还强索财物，以肥私囊。蒲松龄有感于高邮驿站之事，愤笔写下歌行体诗《大人行》。他亲眼见到衙门里的胥吏差役横行霸道，他们的权势威风有时比坐在公案后的本官老爷还更胜一筹；而官员之间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考场舞弊，贪财取庸，蒲松龄也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蒲松龄在宝应的住处离富贾居住地不远，附近又是娼妓、歌妓聚集之所，他目睹富贾烟花纳妾的事。里下河地区连年灾害，很多地方已是十室九空，然达官贵人却是“斜阳归去醉模糊……一派笙歌绕画楼”（蒲松龄《贵公子》）。他在《挽船行》中说道：“箫鼓楼船帆十幅，百夫牵挽过茅屋，屋中男妇饥不餐，船上猎鹰饱食肉。屋中男妇少宽衣，船上健儿践绮谷。但闻船上箫鼓声，莫听屋中男妇哭。”

孙蕙是一个很不错的官，但就这样一位能为民办事、声名卓著的好官，也养娼蓄妓，骄侈淫逸，纵容儿子收受贿赂，足见当时的官场**。蒲松龄自然是看不下去，于是他写了一首题为《树白宴歌妓善琵琶戏赠》的诗：“丽人声伶重红楼，日日弦歌近五侯。莫把银槽弹夜月，恐将春恨恼江洲。小语娇憨眼尾部，霓裳婀娜绾明珠。樽前低唱凉州曲，笑把金钗敲玉壶”。这也使蒲松龄在康熙十年（1671年）九月，谢绝了孙蕙的一再挽留，留下《鹤轩笔札手稿》、《南游诗草》和八十多篇书启文告，踏上了归途。

这次宦游对蒲松龄来说，对他“动思立名当世”的满腔豪情的一次打击，写下了“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垒愁”的诗句，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垒愁。块垒愁是忧国忧民、报国无门之愁。也正是这次打击，才有机会使蒲松龄更深刻地体会了官场的**。他把对现实中“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的愤慨，投入《聊斋》的创作。后来《聊斋》中出现的官场鬼怪，往往就有他在宝应见到的昏官、污吏、恶富的影子。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梦狼》中借“白甲”之口说“黑出陡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白甲对于“仕途之关窍”的认识，也是蒲松龄一年宦游亲历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