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兼修 诗书“双绝” 朱曰藩

       明嘉靖四十年（1561），一个夏日的凌晨，一位老人在九江府官邸溘然长逝，这时人们才发现，这位老人身边除了几箧书籍，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以至于丧事都无法办理，最后还是一位谪戍九江的同乡资助，才得以扶柩归里。这位老人就是明代文坛大家，时任九江知府的朱曰藩。

       朱曰藩（1501～1561），字子价，号射陂，出身于宝应书香仕宦世家。其父朱应登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称“十才子”，又为“弘治七子”之一，还与顾璘、陈沂、王韦并称“金陵四家”。由于家学渊源，朱曰藩“幼而解音律，作诗句卓荦不群”，“不屑屑章句学，暇则读古文，学为古歌诗，驰志建安黄初间”。嘉靖四年（1525），朱曰藩与王宠订交。王宠不仅为明代中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诗文在当时声誉亦很高，“以词翰名吴下”，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于世，被誉为“吴门三家”。王宠“亦不屑举子业”，于是和朱曰藩“雅同好尚，各出所蕴相论议商榷，清吟连日月，亹亹不倦，相得欢甚”，“竞肆其力于汉魏六朝间，务探作者奇正以极其所往”，寻求人生情趣所在与文学命脉所系。这对青年朱曰藩诗文创作道路的影响是很深刻的，王夫之称“子价自嘉、隆间中流一柱，前承枝山（祝允明），后开若士（汤显祖）”，其源头实在于此。

       嘉靖二十三年（1544），朱曰藩进士及第，授乌程令，又得与刘麟等结社岘山的湖州文人游处。“刘元瑞免大司空，结社岘山，子价往从之游，幅巾布衣，壶觞啸咏，人不知其为宰邑。”刘麟（1474～1561），字元瑞，号南坦，嘉靖七年（1528）以工部尚书致仕，早年与曰藩父应登为友，“东南称才子四人，东桥顾公璘、南坦刘公麟、迪功徐公祯卿及凌溪先生也”。嘉靖二十七年（1548），刘麟八袠初度，因其好楼居而力不能构，吴县文伯仁遂绘成《神楼图》，朱曰藩赋《神楼曲》，此事在三吴文人间传为美谈。也就是在这一年，由宦滇江南士人顾应祥为介，朱曰藩与刘麟等人一同问候远在滇南的杨慎，从此朱、杨之交成为令时人欣羡的一段文坛佳话。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正德六年（1511）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杨慎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被近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评为“有明一代，罕有其匹”。当时的文坛“正变云扰，而剽窃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骚稍远”，杨慎出于对七子派复古现状的质疑与矫拨，提出以“天然一种风韵”革易“抑扬太过”之审美褊狭及赝古流弊的主张。出于对当时文坛的反思，朱曰藩在所寄书中表达了对杨慎所代表的“斯文正脉”的真诚企慕，自然得到杨慎的由衷欣赏。而曰藩诗的“古不乖时，今不同敝”，又与杨慎本人的主张完全契合，遂被杨引为“千里神交，平生奇遇”的同道知音。

       嘉靖二十八年（1549）冬，曰藩由乌程令改官南京刑部，此后直到三十八年（1559）擢九江知府，除丁母忧归里外基本居于金陵。有明一代，金陵作为南都，因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而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而此时的朱曰藩则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慎为朱曰藩批选了诗集《池上编》，时人羡为“一时胜纸价，可谅百代传”，而朱曰藩则以自己为中心，在金陵诗坛聚集了一批杨慎的崇拜者，后来，明末清初诗坛的盟主钱谦益，将此举提升到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分庭抗礼的高度。钱谦益阐述金陵文学源流时说：嘉靖中，“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此金陵之初盛也。”钱氏以金陵文学之初盛归功于朱曰藩一辈，不但如此，更誉曰藩为“金陵诸贤之首”，可见朱曰藩在当时文坛地位之隆崇。

       朱曰藩不仅是文坛大家，亦是宝应家学的理学先驱。宝应家学是乾嘉朴学中扬州学派的渊源之一，著名学者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就于清代扬州学者中首论宝应王懋竑。王懋竑的师承，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说得很清楚：“明自姚江之学兴而紫阳之学晦，邑人刘永澄父子兄弟崛起于曲学波靡之日，力宗朱子而参酌于泾阳、蕺山之间，可聘继之，于是朱子之学复兴。……康熙、雍正间，增广生朱泽澐、编修王懋竑力守刘氏、乔氏之绪……可聘之曾孙漌、泽澐之子光进、懋竑之孙希伊、永澄之五世孙世暮、世暮子台拱，各守其家学，躬行实践，余韵流风至乾嘉之间不绝。”而在刘、乔二氏之先则有朱曰藩。与乔可聘、刘永澄子刘心学、王懋竑曾祖父王有容并称“四贤”的朱尔远，就是朱曰藩的曾孙，其所著有《性理纂要》和《历代理学名臣赞》，正得自朱曰藩所著《理学纂要》的家传，而朱尔远又是朱泽澐的曾祖。此一传承线索真可谓不绝如缕。

       朱曰藩的理学造诣首先还是得自家学渊源。其父应登曾官陕西按察副使，使提学，陕西是北宋五子之一的理学巨擘张载创立关学的根据地，学风素盛，朱应登在官“辟正学院，群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设徒，丰饩严约，谈经讲道，至者且数千指”，受此家风影响，朱曰藩年轻时就“肆力问学”，“自经史百家以及二氏之说，皆猎其精华”。嘉靖八年（1529），后来成为理学名家的罗洪先（1504～1564），进京赴试，路过宝应，二人遂定交，此后又时时通书，“讲修身立命之学”。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江西省吉安县青原山，罗洪先与阳明后学的代表人物邹东廓、王龙溪、钱绪山等人举行大会，朱曰藩不仅与会，而且与罗洪先、王龙溪以吟诗倡和切劘道学，有《洗心亭为王龙溪赋次念庵殿撰韵》传世，题中“念庵”者即罗洪先。王龙溪（1498～1583），字汝中，名畿，号龙溪，浙江山阴人，是明朝中晚期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对阳明学有重要发展，并对日本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在朱曰藩文学交游所友的诸人中，唐枢为理学大家湛若水门人，顾应祥少尝从王守仁（王阳明）、湛若水游，张寰亦尝师从王守仁，黄姬水（黄淳父）的父亲黄省曾亦从湛、王两家之学。除此之外，朱曰藩与南中王门人物殷迈、薛应旗、唐顺之，甘泉学案人物蔡汝楠也均有来往。与这些心学大家和有理学背景人物的广泛交往，使朱曰藩成为宝应家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可贵的是，虽然与这些学术名人交往，但朱曰藩却能够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他说：“君子之学，无所倚之谓圣，是故中正和平，言出为经。”这使得朱曰藩在学术潮流面前做到了难得的学术清醒，没有流入王学末流空谈心性而不务实际的空疏学风，而是以“君子之学有诸己，效用于时，随其分之所至，皆足以惠泽吾人”的用世精神，以“凡身之通塞、资之崇卑，胥不顾焉，自尽吾心而已矣”的人格操守和“民有大患，以身捍之”的非常勇气，为宝应后学的为官做人和学术传承指明了方向。

       也正因为如此，朱曰藩才不仅成为了一代文坛大家，成为了宝应家学的理学先驱，同时也成为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勤廉一生的一代循吏，其身后不仅入《明史•文苑传》，而且入祀浙江乌程、江西九江名宦祠和家乡乡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