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先生治学追忆

　　治史与治史学史

　　谈起“史学史”，不少学生对此感到陌生，连一些歷史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实际上，史学史就是歷史学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1978年从吴师 攻读15、16世纪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他所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从人文主义史学一直讲到现代西方的形态学派。开始我也不甚理解，為什麼导师 不针对专业和研究方向直接先谈歷史本身？以后渐渐明白，治史者必须兼治史学史，这既是吴师本人的治学特点，也是每一位习史者应当观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 面。

　　吴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歷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歷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歷史的產物。”之所以 如此，盖出於以下两项原因：其一，任何史家在治史过程中总离不开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他们选择的课题、研究的侧重点和所得出的结论，总是或轻或重的带有时 代的烙印。代表某一歷史时期主要发展方向的史学流派，其著述和观点往往就是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其二，任何史家也总离不开史学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 “任何一个歷史学家，不论他们成就或大或小，都是歷史学这门学科发展链条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於这一点，不一定每个从事歷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很清醒地 意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不得不受这门学科已有发展的影响，他的先行者的影响。”[6]吴师强调指出，要认识治史与治史学史的关係，必须看到这第二种影 响。

　　近年来自己也指导研究生，对治史与治史学史之间的关係便有了更為深刻的体会。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和学术发展史，如哲学有哲学史，文学有文学 史，自然科学诸学科有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等等。同样，歷史学也有自身產生、发展和演变的歷史。学习任何学科的人都应当知晓本学科的学术渊 源与沿革。治史者不可能毫无学科上的歷史依凭，也就是前人的学术遗產。史料、歷史编纂方面的承继关係自不必说。没有《史记》，就不会有《汉书》。即便在史 学思想、学术观点方面，治史者也不可能脱离这种依凭。后学之人当然不会一概墨守成规，完全袭承师法。但他们总不可能摆脱史学发展水準的总体制约。如果他们 赞同前人的体系和观点，那麼其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大。如果他们对已有的学术成果持不同意见，那麼其后续工作就是批判或扬弃，乃至另辟蹊 径、别开生面。即使是后种情况，后学者的研究仍需以前人的基础為前提，以前人的观点為自己思考的起点和参照点，而不能凭空展开自己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 不仅如此，后人在歷史研究中的发展和创新，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亦不能脱离史学学科已有的基础和条件。总之，治史者必须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史学研究的 制约作用，清醒地认识自身在整个史学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既善於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又贵有歷史的自知之明。

　　吴于廑先生对自己弟子的培养既宽容又严格。通过西方史学的讲授，他使学生看到长期受西方影响的世界史学科确实需要开拓和发展，尤其是摆脱西欧中 心论和堆砌国别史的不良影响，有许多研究课题等待人们去探索，使后学之人看到自己拥有的学术活动空间和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他又以歷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 求是地肯定西方近现代史学业已取得的积极成果，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专门研究上的多方面积累，已经為世界歷史的比较、综合研究準备了可以认真著手 的条件。他要求学生认真研读西方史学名著，密切关注西方史学的新成果，在厘清学术前史的情况下搜集资料、策划选题，明确论文写作可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防 止枝蔓旁生，大而无当，使学生感受到哪怕在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中要取得成绩，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他充分肯定兰克开办讨论班(“习明那尔”)的培养方法， 在研究生论文的具体选题方面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不以导师的研究兴趣作取捨。曾与笔者先后同期攻读硕、博士学位的一位学友，在吴师著力探讨 的社会经济史范围以外选择了宗教改革思想的课题，亦受到积极鼓励。凭藉宽容的学术氛围和导师渊博学识的播化，其论文水準不仅获得外来专家的一致好评，而且 拓宽了所在研究集体的学术层面。

　　跟随吴师在治史的同时兼治史学史，诸弟子的学术视野為之大开，学术思路也变得活跃起来。西方史学过去经歷了哪些流变，形成了哪些史学传统，有哪 些史学遗產值得借鉴？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学子的脑海裡和彼此的讨论中。带著这些问题再去阅读西方学者的史著，对歷史的观察就比以往深入和全面得多。事实表 明，兼治史学史不仅促进了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而且作為一种基础学养，也為他们以后的治学研究提供了后劲。由於接触了风格各异、流彩纷呈的歷史题材、史学思 想、编纂方法、写作技巧，也利於学子博採眾长，逐步形成自己的治学特点[7]。

　　“眼高手低”新解

　　“眼高手低”作為既定的成语，本意是指一个人的眼光高而能力低。此语颇具贬义。吴于廑先生在论世界史学科建设时却借此文字赋予新解，谓“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体，这是从事歷史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能够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8]

　　对於这个问题，吴师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西方史学经兰克强调“如实记述”原则后，收集考订汇编史料在西欧各国蔚成风气。19世纪下半叶起各类国 别史、专门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影响下的產物，也标誌著史学在西方成為一门独立学科。专门研究将史学发展引向注重歷史的局部和细节， 虽取得无可否认的成绩，却易於使史家的眼光偏於窄狭。当时只有少数人為之忧虑，如英年早逝、著有《英国文化史》巨篇的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就曾说过：“人类史最不幸的特点是，各部分虽已片断地备采无遗，但却未能将其集合成整体而确定彼此之关联。”及至本 世纪中叶，形态学派大师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o,1889—1975年)更进一步指出，绝大部分西方的歷史学家都在向研究细节的歷史这一方加权，他们明於观木，而暗于观林，因而有必 要把森林带回到人们视力的焦点。汤因比的这番议论，是在回顾自己為什麼要写作考察人类歷史的巨著《歷史研究》时所说[9]。正因為如此，吴师高度评价了汤 因比為西方史学发展所作的“再定向”。

　　然而，汤因比所称的“细节的歷史”和“整体的歷史”，即歷史的局部和歷史的全域，其两者间的关係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毕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好的问 题，对於初涉史林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吴师对“眼高手低”所作的新解，為人们寻求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宝贵的思路。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史学方法论。

　　吴师十分强调治史者眼界要高远，特别是世界史，应当把研究重心置於关係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域问题。他有一个颇為形象的说法，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 卷的江山万里图”。在1982年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之邀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又借滇池西山的石刻旧联改作新联，认為研究世界史要“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 大世间”，对广大世界的歷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域的考察。但是吴师又指出，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為前提，不但自己要研究，还要熟 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儘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為宽阔的广度来进行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於模糊，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 能够取捨得当的通观。这实际上就是吴师所说的“手低”。

吴师曾对研究生多次谈及“眼高手低”问题。他认為，研究生作论文，题目不宜过大，但眼界却不能偏窄。他借用兰克的一席话作詮释。兰克说，真正的 歷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品质：其一是必须乐於进入其本身具有意义的具体事物，其二是必须注意事物有普遍意义的一面。吴师认為，兰克所说的第一种品质在今天可 以理解為治史者应具有“钉子”精神、能对具体课题进行深入钻研。第二种品质则要求人们不局限於就事论事，而能在比较宽广的背景下审视局部，看到局部与全域 的内在联繫，以全域在胸的姿态从事专题研究。受先生教诲，从事15、16世纪世界史专业学习的弟子们，多能注意从这一时期世界歷史重大转折的全域出发去选 择课题，在所确定的专题中又注意辛勤搜集史料，反復推敲学术思路和写作大纲，确定论文的重点和难点，努力在歷史研究中作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赋予新解的 “眼高手低”，不仅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学风建设规范，其包含的学术内涵是丰富而又深刻的，这是一位在世界史学科终生耕耘的著名史家留诸后世的治 学格言。

　　【注释】

　　[1]陈洪进：《世界歷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见《读书》1992年第2期。

　　[2]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歷史及前景》，见《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引自週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4]见《吴於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571页。

　　[5]《吴於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70—571页。

　　[6]吴於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见《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7]吴师博士生弟子在论文基础上所出专著有：李平曄《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 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版；姚凯《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武汉大学出版 社1990年版。

　　[8]吴於廑：《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见《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9]M.F.Montagu ed. ,　Toynbee and History,Porter Sargent Publisher,Boston,1956,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