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流派”初探

　　一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里下河地区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便是这一地域文化本身固有的文化精神：“水”与“土”的 精神，表现为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自由、温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土”的品格却又绽放出朴实、顽强、倔强、刚毅的生命风 姿。

　　一方面，“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千百年来，在人们的长期生产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水”难分难解的“柔”的文化品格，它细腻、温婉、 节制、冲淡。“水”是里下河作家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水使他们的作品似乎处处都染上了“水”的色彩，它温柔细腻而又不乏刚强，它们饱含的水乡风情在文本中 随处可见。水不单是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正如汪曾祺所言，“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 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国外有研究者认为，汪曾祺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大淖记事》等以 “水”开篇，《受戒》的经典结尾即为里下河水乡风光的优美抒写。里下河作家在小说中写了大量水乡特色元素，比如鲜活的水产，临水而建的栖身之所，里下河作 家笔下的人物似乎终日做着水乡的营生，撑船打渔、挑箩把担、养鸭孵鸡、打粽箬、翻菱等。刘仁前的《香河》更是用优美的笔触，细腻描述了清灵的里下河之水， 作品中弥漫着氤氲的水气。

　　另一方面，里下河的地形四周高中间低，呈现出特殊的“锅底洼”地貌形态。这块貌似封闭的土地，保留了古老的文化传统，保留了里下河地区从土里生 长出来的、在苦难面前砥砺出来的“刚”的文化品格：朴实、倔强、顽强与刚毅。里下河作家一方面眷恋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另一方面又抒写了这片大地的苦难， 以及面对苦难的韧性与刚强。毕飞宇《平原》的背景是壮丽而辉煌的苏北大地，它以一种带有冲击力的美震撼读者：“麦子熟了的苏北大平原金光灿烂，盛夏季节的 苏北大地浩瀚绿色无边，大雪覆盖下村庄浮肿可爱，北方呼啸中光秃秃、瘦而尖锐的树枝带着惹是生非的模样。”同时，毕飞宇深刻地体会到里下河这篇土地的苦难 以及人们饱受折磨的心灵，在《平原》中，他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庄稼人生活的种种艰难，然而他们并没有认同接受、安于现状，而是主动的试图反叛或逃离，如 “端方”、“混世魔王”他们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顽强地向苦难发起挑战，改变命运，并不惜为此采取各种手段。《香河》《白驹》《薄荷》等小说无不表现出了 里下河人在面对这块土地的苦难和政治风暴时无可奈何、平静面对、静缓度过的韧性。

　　二是“南”、“北”交会的文化形态。评论家何平指出，里下河地域处在江苏南北两个极点之间，属于江苏文学暧昧不明的区域，从这里出发的作家具有亦南亦北，亦阴柔亦坚硬的特质，其作品具有和谐、朴素的美质，毕飞宇的乡村和江南文人的乡村有着一定的距离。

　　一方面，里下河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处于江苏中部和北部的维扬文化、楚汉文化的交会处，两种文化彼此相互影响、融合。维扬文化和楚汉文化成为 江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里下河文化实现了楚汉文化与维扬文化的有机融合；明代“洪武赶散”使得江南人口向苏北一带迁 移，客观上使得里下河文化中加入吴文化的成分；明末至清代，里下河成为很多野逸狂放文人避难或栖身之所，更使得里下河文化体现出丰富的兼容性。作为南北两 种文化的交会地，里下河地区既承受着楚汉风韵，又传承着维扬风骚，在几千年的南北文化交融、积累中，在自然条件、社会政治经济、人文风俗等因素的作用下， 形成了里下河地区以细腻、从容、朴实、顽强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形态。

　　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形态，也使得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内涵趋于冲淡平和，形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冲淡、细腻的艺术特征，可谓南北兼收并 蓄，呈现出充和、自然、从容的姿态。在这种地域文化形态的影响下，汪曾祺的小说在风格上不注重故事情节，冲淡、朴素而和谐。他喜欢描写故里旧人旧事中的日 常生活，他叙述的时候往往淡化了故事情节，因此，在小说中冲突甚少，平淡从容，仿佛是一部风情记录，如《异秉》《受戒》《晚饭花》《故里杂记》《鉴赏家》 等。这种细腻、冲淡的艺术风格还表现在诗意的描写上。从里下河水乡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既感受着独特的水乡特色，又因地域崇文尚雅的诗画文化的源流，这些作 家多曾作诗、多爱作诗或目前还在作诗。毕飞宇写玉秀情窦初开的一段文字犹如一首抒情诗，刘仁前笔下的“香河村”：“春来杨柳泛绿，浓荫覆盖，如烟似雾，整 个村子全笼在绿荫里，成了绿色的世界”。可以说，里下河作家擅长用诗般的语言叙事。

　　三是“雅”、“俗”共生的本土生活哲学。里下河地区城市文化和农耕文化历来较为发达，这两种文化“雅俗共生、兼容并蓄”，对里下河文学创作影响 很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里下河文学流派外在的文本显示，诸如对地域风貌、风情的描绘等，也表现在那隐藏于作品中独特的生活哲学底蕴。

　　一方面表现为崇文尚雅。里下河地区历代官府均重视学校教育，刻意培育崇文的社会氛围，每年都在文庙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里下河地区还有“崇文尚 雅”的民风，无论城市或是乡村，里下河人对风雅之事充满向往，主要表现在：里下河人有诸多风雅之好，特别是对诗文书画的推崇，这种长久的文化熏陶使得里下 河人表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崇文尚雅的文化气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都喜爱风雅之事。特别是汪曾祺的许多小说，诸如《岁寒三友》《故乡人》 《鉴赏家》等小说中，出现了画画的靳彝甫，诊室布置风雅的医生王淡人，做生意却懂画的叶三等。在汪曾祺笔下，鞋匠高大头、收字纸的老白、开肉案子的庞家老 三都懂一点“文化”。此外如毕飞宇《平原》中的孔素贞，刘仁前《香河》中的教书先生柳安然等，这些成为里下河“雅文化”的代言人。这种城市文化的内涵还表 现在生活上追求“安逸”，这是里下河地区盐商文化发达所致，对奢逸生活的追求丰富并发展了里下河地区的休闲文化，生活节奏散漫，善于忙里偷闲，里下河人好 品茶、洗澡、听书，这些都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另一方面表现为质朴的平民精神。清末以来漕运、盐业改制后，商业经济的繁华不再，交通枢纽的地位也逐渐丢失，城市文化由繁华走向凋敝，而以农业 为主、原生态的农耕文化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显得较为平稳，这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使得里下河人安于一种平头百姓的农耕生活。这种 文化形态，发展并壮大了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自然人性论”，追求表现“凿凿有味”的朴实生活内涵，主张“以自然之为美”，倡导倾听“百姓之迩言”，崇尚表 现“率真”、“俗善”的拙朴生活之美。以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所创立的平民主义生活美学，不但丰富了中国美学史宝库，而且对后来的里下河文学也有重要影 响。里下河作家普遍具有平民精神，他们认同自己“苏北朴民”的角色。汪曾祺深受市井文化的浸润，他在其中闻到一种质朴而生动的平民气息。毕飞宇说，“我出 生在乡下，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是个乡下人。”在平民化文学精神影响下，里下河作家坚持从平民生活写起，还原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毕飞宇将“写作如居 家过日子”自定为小说创作的美学标准。刘仁前、庞余亮描写熟悉的乡邻乡亲，熟悉的乡土风物，作品呈现出自然、鲜活的本态。

　　四是丰富多彩的民族叙事艺术。里下河地区历来曲艺(评话、弹词、清曲、道情等)、戏剧(扬剧、淮剧、木偶戏等地方戏)在民间流行。施耐庵的《水 浒传》，明末清初著名评话艺术家柳敬亭，乃至后来扬州评话著名老艺人王少堂等等，他们的故事或者说书的内容至今广泛流传。这种地方曲艺和戏剧的兴盛，使得 里下河文学流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叙事艺术。

　　一方面，走进里下河作家的文学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该流派对里下河民俗文化进行摹写，已经成了作家们刻画“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他们都在作品中对 里下河地区的特殊节日、节气、饮食等民俗习惯作了相当细致的描写，使得作品充满了浓烈的地域色彩，汇成巨幅的里下河风俗画卷。汪曾祺被赞誉为“风俗画”作 家。从早期的代表作《鸡鸭名家》到《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晚饭花》等等，涉及里下河地区的婚、丧、嫁、娶到和尚出家、“灯节”等风 俗。其他代表作家作品，如《平原》《香河》描写了婚丧嫁娶礼仪繁复的全过程，其中《香河》被专家誉为“里下河风俗的全息图”，其婚俗描写尤其详细，每个程 序及其中的“讲究”均无一遗漏地描绘出来，并突出其艺术性、趣味性。可以说，里下河作家“无俗不成书”，不论人物生活如何穷困或政治背景如何特殊，作家都 用大量篇幅不厌其烦、有板有眼地介绍里下河风俗，展开一幅幅具有浓郁里下河地域文化色彩和强劲生命力的民俗画卷。

　　另一方面，里下河小说家在叙述语言上模仿评话的说书技巧，小说中广泛使用俚语和拟声词。刘仁前、朱辉等里下河作家普遍认为，不使用方言写作就无 法表达出特定的地域风情，就少了一层味道，因此热衷于以方言来强化作品的地域特点。他们将里下河百姓语言“干脆的语气、短促的语调、开朗的表情”作为小说 语言的母体，自觉做到很短、很口语化。里下河作家小说创作无方言、俗语不开口，坚持在读者认可的基础上进行口语化写作，善于在作品中插入大量的俗语、乡间 俚调、歇后语、号子、顺口溜、民间曲艺、评话、道情等。此外，还模仿说书艺人的口技，大量使用拟声词和语气词，《平原》中的“拿来噻”、“晓得咯”、“急 煞格”；《香河》中的“这哪里你春雨做的活计唦”；《白驹》中的“他们八面威风，夸！夸！夸！皮靴震天，马蹄得得”，这些拟声词和语气词的使用，都使读者 如闻其声，颇具扬州评话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