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射阳汉代石门画像赏析

　　汉代画像石是附属于墓室与地面祠堂、门阙等建筑物上的雕刻装饰，是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因为是刻在石材上的绘画，故又称“石刻画”。它是我国最早的浮雕艺术。

　　清乾隆年间，在宝应射阳“九里一千墩”汉墓群内的双墩一汉代墓葬中，曾出土了两块石门画像并辗转流落。后举人朱彬于乾隆四十八年发现，乾隆五十年，江都学者汪中寻得此石并舁归故里，道光十年由其子汪喜孙送回宝应，先嵌于学宫，后移置画川书院。日军侵华，宝应沦陷，画川书院成为日军司令部的住所。日军投降后，画像石被窃走，后由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无果，成了日本侵略军掠夺中国文物的一大罪证。原画像石清代拓本分别收藏于江苏宝应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１９９４年被定为国家珍贵文物。

　　据南京博物院研究员、画像石研究专家尤振尧先生考释，汉射阳石门画像应为墓葬门扇的装饰，两张拓片为石墓门左扇正反两面雕刻的绘画，右扇应为相对的同样图案。每幅画面图案分为三层。朝外正面一幅上层刻“凤鸟图”，凤鸟面向前方，作昂首跨步、展翅欲飞形态。《说文》曰：“凤，神鸟也”。汉代常以它为绘画题材，常见于汉代器物图案和画像石刻内容。凤鸟有很多吉祥含义，如长寿永生、祥瑞辟邪、凤凰和鸣。传说凤鸟是天地的使者，协助墓主人死后升仙。中层为“铺首衔环图”。铺首衔环也是汉画石中常用的内容，除作古代器物两耳的装饰外，一般都雕刻在门扇上，汉代人把它当作一种凶猛又积财善守的怪兽，起看守财物的作用。下层为“亭长迎宾图”。画面刻一人物，头戴冠帽，身着短衣，左手执盾，右手握剑置于肩后，右足向前，作跨步迎接宾客之势。这是画像中唯一的人物，形象生动逼真。

　　门扇背面一幅，上层为“孔子见老子图”，刻老子、孔子和弟子三人，每人右上方皆有题榜文字，八分书，曰“老子”、“孔子”、“弟子”。此图是射阳汉石门画像中最突出的一幅内容，也是这组汉代画像石刻中唯一有题榜的一幅，而且刻在最上层，足见其重要，证明当时社会尊孔的风尚很浓。孔子向老子求学的故事在史书《礼记》、《庄子》、《史记》中均有记载，作为画像石题材来宣传，较为罕见。此图画面老子在左，孔子在右虔诚地站立着。孔子身后随一弟子，手执束帛。老子、孔子两人皆高冠、长袍，双手拱于胸前，作互相施礼状。这幅画像主题明确，形象清晰，构图别致，既富有故事内容，又有艺术价值。中下层分别为“杂技图”和“烹饪图”。“杂技图”雕三童，正在表演“都卢浔童”杂技，据说这是汉代难度较大的杂技项目之一。“烹饪图”也是汉画中常见题材。雕人物四人，皆为头戴平顶帽的侍者。图中置一案，一侍者作宰鱼动作，右旁为船形灶，灶置一釜甑，上飘蒸气，一侍者正向灶门拨送薪草。灶后一侍者在洗涤食物，画面上方木架上悬挂屠宰的肉食。这一幅反映的是墓主为举行宴会而忙碌的场面。此画像石正反两组画面一周均雕有绞纹和菱纹边饰。画面之外均有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的题记，上方横额有“汉射阳石门画像”七字。此横额石刻现存宝应县一藏石者家中。

　　画像表现的题材内容丰富，既有凤鸟、铺首吉祥图案和迎宾动作，又有反映人间现实生活的宴食、杂技等场景。特别是一幅“孔子见老子”问礼图，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反映儒家“讲求功名、注重教化”的思想，为清代以来众多金石学家、学者、现代考古学家所考释和研究的内容。鲁迅先生也在其1915年4月25日的日记中记着：“往琉璃厂买《射阳石门画像》等五纸，二元”的内容。鲁迅《故事新编·出关》中对孔子“问礼”的故事曾作详细风趣的描述，他称赞射阳石门画像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图案美妙绝伦”。

　　从画像石雕刻技法分析，门扇朝外一幅简洁明朗，背面繁缛精细。浅浮雕技法的熟练运用使画面凝重醒目，自然流畅的阴刻线，使画面细腻传神，并使整组画像产生一种既华丽优美又雄浑豪放、拙朴自然的独特风格。

　　射阳石门画像，是我国汉画像石刻中出土时间最早、影响较大的汉画像石刻之一，特别是“孔子见老子”圣贤图，为全国出土画像石中所罕见，它为研究汉代经济、文化生活以及画像石刻的题材、内容、风格、雕刻技法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