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一种文学样态的地理考察

　　故乡与写作

　　里下河作家问卷

　　庞余亮

　　生于兴化李中，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小说集《为弟子请安》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等，现居靖江。

　　问：你出生在里下河什么地方？

　　答：我出生的地方是里下河最低的兴化西北乡一个四面环水的村庄。

　　问：你对里下河这块土地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答：印象最深的是水灾。大大小小的水灾。兴化西北乡是兴化水灾最严重的地方。有一个是我母亲在我耳朵边讲了一辈子的水灾（民国20年，即1931年）。另一个是我亲历的1991年的水灾。2004年，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秦大河先生给我们讲了一课，叫做“气象与政治”。课后，他邀请我们全班去参观国家气象台和国家卫星气象台。在国家卫星气象台，解说员说，1991年7月，气象卫星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县没有了。在地图上消失了。他们赶紧向国务院汇报。解说员还没有说出是“江苏兴化”之前，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一个县怎么没有了呢？那天晚上，我在鲁迅文学院的206号房间失眠了，我想起了1991年7月，无边无际的雨，汹涌的洪水……我的故乡兴化。

　　问：里下河给您的写作带来的影响与滋养，主要是哪几个方面：人文、思想，还是地理、氛围，抑或伦理、亲情？

　　答：我以为里下河带给我的影响和滋养更多是人文与地理。在没有洪水之前，里下河的水是安静的。仿佛一个害羞的处女。洪水到了，处女就变成了泼妇。童年的我看到乡亲们在“安静的水”和“汹涌的水”之间反复置换，总让我觉得无力、虚妄、忧虑，像一个早衰症的孩子。里外不一的纠结令我想写下一些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看自己的作品，“安静的水”和“汹涌的水”几乎都在我文字的天花板上留下了印痕。虽然我离开了里下河，但里下河的印痕永不会消失。

　　问：你的写作希望和里下河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和里下河的关系更像是我和母亲的关系。比如里下河和我呈现出的是“母子”关系。这，既有益处，亦有弊端。

　　我现在渴望在以后的作品中，我和里下河的关系能够变成我和父亲的关系，有紧张的一面，亦有和解，还应该有不解。

　　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离开了里下河？目前在哪个城市？

　　答：我在故乡生活，上学，然后在扬州上大学，又回故乡教学。再后来，由于写作的特长，被长江边的靖江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现在算来，离开里下河正好13年。

　　这13年，让我在长江之边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眺望并认识里下河地区的故乡。

　　问：你是在离开前还是离开后开始自己的写作？离开前和离开后写作，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答：我的创作时间是1986年。我离开里下河是2000年。离开前的写作几乎没有焦虑感，而现在的写作有了些许焦虑。我多么希望能够很快把这“焦虑”克服掉。

　　问：从写作的角度，你希望日后的写作，更脱开里下河，还是更靠近里下河？

　　答：里下河，不仅是我的地理概念，应该是我写作的原点。这原点，起码要让我得到写作的快乐。

　　问：你现在已经有了和故乡有关的作品了吗？还是你原本并不想始终围绕着里下河来写，而想写些别的题材？

　　答：在里下河的故乡，我写得最多的是诗歌，也有少量的小说。而到了靖江，我写得最多的是小说，我的朋友评价我在2000年之后的写作风格：“诗意少了，烟火气多了”—这句话是批评呢，还是表扬？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全是里下河的，今后还是。

　　问：你觉得在写作上，你有没有身份认同上的困惑？

　　答：很感谢大家对里下河地区写作和写作里下河的作家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义举，温暖我们这些写作者的手心。但温暖不能代替写作者应有的自觉和清醒。比如已经走得很远的毕飞宇，他是我的榜样。他的那篇神品一级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里，里面的地名用的就是里下河地区很有名的“乌巾荡”，而读完之后，才觉得，乌巾荡是地球上的，王家庄是地球上的，里下河更是地球上的。我们都是一只从里下河出发的小舟，于波澜起伏中，以笔为橹……彼岸是什么？我不知道。

　　刘仁前

　　笔名瓜棚主人，泰州市文联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香河》、《浮城》，小说散文集《瓜棚漫笔》、《眷恋故土》、《楚水风物》等多部，长篇小说《香河》出版后反响热烈，被誉为“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里下河地方性写作代表人物之一。

　　问：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一定是和里下河有关吗？

　　答：我的第一部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就是写里下河地域三个极普通、极常见的农民，他们分别是“祥大少”、“谭驼子”和“二侉子”。小说得到了陈建功先生的充分肯定，认为传统的白描手法未可轻弃也。也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的作品和汪曾祺先生联系在了一起。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始终坚持着自己“香河”文学地理的打造。读过长篇小说《香河》的读者一定知道，“香河”就是里下河大地上一条寻常的小河，我的笔触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条河的流域，我也一直在“经营”着这条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把自己浸泡在里下河的作家。我所叙述的故事，我所描写的场景，我所塑造的人物，我所营造的氛围，无不打上了里下河的印记。

　　问：在当地写作，又与里下河有关，你觉得写作会不会有障碍？比如涉及某些难免让人对号入座的人与事。

　　答：就通常情况而言，一般人会认为，在当地写作或多或少都会觉得有些障碍，正如你所说的，难免要涉及某些让人“对号入座”的人与事。然，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倒没有觉得在当地写作且又与里下河有关会有什么障碍。陈建功先生在点评我早期的小说《故里人物三记》时就曾说过，一看就知道，不是闭门杜撰的。事实也是如此。无论长篇小说《香河》、《浮城》，还是其他作品《谎媒》、《冤家》、《香河女》等，其中的人物都会有一些乡亲们的影子，有些故事在一定地域范围都还有一定知晓度。但是，我决不会照搬直移这些素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创作而对自己的乡亲们构成某种伤害。这牵涉到个人的创作理念问题。正如姜广平先生在评价《香河》和《浮城》时，用“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来界定作品的人物塑造，认为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悲悯笔意”。

　　问：一部与故乡有关的作品出来，有了反响，你最享受的是哪部分？

　　答：我还是用实例来说吧，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河》面世，在故乡引起的反响可以用“热烈”来描述。不少我所熟悉的人（有的是朋友，有的就只是熟人）打电话给我，说读《香河》是要读两遍的，一遍用普通话读，第二遍用兴化话读。我写作《香河》的用意十分明了，我把它写在了书的扉页上：“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所以，家乡人能如此喜爱这部作品，我的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后来泰州电台将《香河》录制成了长篇方言连播小说，更是激起了家乡人的兴趣。又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是为了收听《香河》，小收音机都替我送出去好几个。我只能笑着表示感谢。这样一部作品，无疑也引起了方方面面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江苏省作协和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对他们为《香河》所做的这些，我当然也心怀感谢。但实在说来，我还是更看重家乡人的议论和看法，他们如此喜欢《香河》，愿意在茶余饭后谈论《香河》，甚至来一点善意的“对号入座”，我都很开心。正如汪政先生在“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一文中所说，“没到过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人可能对刘仁前还比较陌生，但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就会吃惊于他的写作对这里的人们、这里的读者的影响。刘仁前就在他们身边，他就在他们当中写作，更重要的是，刘仁前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乡里乡亲，看到了自己。”

　　问：如果给你选择可以走可以留，你觉得留下还是离开更利于你的写作？

　　答：这个问题，对于我其实只能是个假想。走与留，剔除其他因素，就目前里下河作家群体里的作家而言，无疑走出去的作家成就明显要高于留下来的坚守本土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才能更好地回来，而留下必然会有某些局限，这无庸回避。我个人的写作经常采用一种回望的姿态，陈建功先生曾经说过我小说中有一种“远距离的观照”。这种回望或远距离的观照，实际上也是一种“走”，一种“离开”，让自己与笔下所叙写的一切进行一种“拉伸”，以求更好的考察、思考和把握。因而，就我个人看来，离开更有利于自己的写作。我本人目前处于一种“半离开”状态。

　　孙小宁/整理 顾晓中/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