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铜匠、铁匠小时候，经常听到走村串户铜匠大声吆喝“铜勺锅铲哉”，肩上前后两个担子里铜器或铝器发出“哐哐啷啷”撞击声。村里的女人们就会把破损铜铝铲子、铜盆（洗脸用）、铜炉等铜器送出来，确实损坏较重的不能再修补，一般用家里的废铜来换新的，或添点加工费。要是修的话，铜匠从作担里拿出一个坩埚，放入几块生铜后埋在焰焰的炭火中，合上小盖添加上木炭，然后长长地拉起风箱“呼哧呼哧”的，使得小铁炉中火苗直蹿，熊熊的炭火很快把金属块熔成液体，铜匠用小勺拨去上面杂物，舀了二勺倒在用糠末打底的皮垫上，然后对着清理干净的裂开的破旧器具里应外合地把金属水一下摁在那里，然后用一只小巧玲珑的铁锤在铁砧上有节奏地来回敲打。看着一只即将报废的金属小器件，主人只花了区区几分钱，在铜匠手中刹那间就恢复了它原来的功能。铜匠当然也会补锅，先前的苏北农村，家家户户都烧锅灶，家里的铁锅用不上几年，不是被火叉叉出个小洞，就是被铲子铲出个小眼，要不就自然剥铁剥出个小缝，弃之可惜，还真少不了个补锅的。 说起铜匠，不能不提同属一行的铁匠。我们村里曾有四个打铁的，两个是亲兄弟，人称“大铁匠”、“小铁匠”。记得儿时，他们开的铁匠铺子，就设在我们村小学校前。放学时，我们偶尔还在铁匠铺里看他们打铁，他俩面对面反复敲打，打好后放到水槽里，只听到“哧哧”的声音，他们主要制作农作用的铁器和其他小器件，如菜刀、火叉（灶屋烧火用）、铁铲子（主要用作猪食搅拌）等。他们儿子都没有继承父业，“大铁匠”儿子曾做过生产队队长，后来买了台大型收割机，做起了小老板，“小铁匠”儿子则一直在家务农。“小铁匠”已去世多年，“大铁匠”还健在，估计也八十好几了。另一个铁匠，是我小学老师潘泽富的父亲，年轻时做过铁匠，由于有文化，改革开放后不久，做过短暂的大队会计，后来又干起了老本行，在家里开了铁匠铺，直到2000年，年老体衰，加之生意清淡，便关门熄业了。另一个是我小学同学李步忠，初中毕业后，来到镇上在铁匠铺做学徒，听说现在南通城乡结合部开了一家铝合金工加小作坊。 社会向前发展，现在以工厂式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手工方式，铜匠铁匠也失去了优势，淘汰也就很自然的了。现在也只能在旅游一条街上还能偶尔看到铜匠铺或铁匠铺，只不过是增加旅游景区的文化韵味罢了，但愿这门古老的手艺不要失传。 六、篾匠记忆中的篾匠，大多是背着深深的器具，里面放满了细竹片，在乡间走街串巷，帮人编竹筐、竹篮、扎蒸笼，修补人家的凉席、淘米篮子、筛米用的箩筛、簸箕、稻萝、笤帚、刷锅把等。篾匠师傅技术扎实，把青竹劈成细长的竹片后，再破成竹篾。一根薄竹片被劈成四层篾，每层起码得像指甲那么薄。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村里好象没有篾匠，都是外村的。篾匠在中国也是一门古老的职业，要掌握锯、劈、剖、削、凿、剥、刮、熏、蒸、摩、挖、编等技术，没个几年工夫是学不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嫌干这一行太累，又挣不了大钱，再加上塑料制品的大量出现，篾制品几乎被淘汰。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篾制品又逐渐有了一定的市场，篾制工艺品也渐渐受到人们欢迎。苏州平江路有一家叫竹炭翁店铺，里面商品以竹器产品为主，游人进入店铺，很易回忆出小时农村里的竹制器具。 七、箍桶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苏北乡下，家家户户用都有木制的米桶（也有用米缸的）、锅盖、团桶（宝应方言，指脚盆）、澡桶、马桶、粪桶等。由于木头具有一定收缩性，铜箍、铁箍也易上锈老化，导致木桶松散，因此箍桶匠的生意自然红火，也很受乡下农户的欢迎。小时候，常见箍桶匠挑着个箍桶担和卷成圆形的竹蔑，走街串巷，“箍桶哦——箍桶哦——”。箍桶匠揽着了活，一般就在大路口，便于让别人也瞧见揽来生意，也有在村民家的院落里放下担子，取出刨、刀等工具干起活来。箍桶匠在一大堆废旧松散的桶帮中挑挑拣拣，刨刨锯锯，再加上竹钉，套上铜箍或铁箍，放好箍好的桶底，还要塞些锯沫以防漏水。稍微讲究的再涂上一层桐油，这样旧桶也能发出光彩来。桶帮一般上宽下窄，外大内小，每一块都呈圆弧。一个桶要经过削板、钻孔、拼接、套箍等10多道严密工序，才能拼得天衣无缝。箍桶这一行虽然称不上巧夺天工的技巧，也可堪称滴水不漏的功夫。 我们村里，有个箍桶匠，离我家也就200米左右，人称“三箍桶”，他原先是箍桶匠出身，箍桶与木工有相通之处，他木工自学成才，手艺也很好，打家具，从不用一枚铁钉子，方圆二三十里地家喻户晓，他的徒弟近几十人之多，他对徒弟教诲极严，有些人受不了，中途中断学艺。他的大儿子继承父业跟着他做木匠，小儿子潘永正高邮师范毕业后，先在我们镇初中做老师，后来调到宝应县城一所初中任教。 由于搪瓷、铝合金、塑料器皿的广泛使用，木制品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箍桶匠的生意自然清淡下来，听从老家来的人讲，现在农村里看不到箍桶的。 八、弹棉花匠小时候，家里种植的棉花，除了上交国家计划外，将剩余下的，请弹棉花匠来家里，将棉花加工成棉胎。弹棉絮的主要工具是一张木制的弹弓，弹棉花时，将剥去了籽的棉絮铺在作台板上摊均匀，把支弓的竹子绑在腰上，弹弓便被悬起。左手持弓，右手拿弹花槌，双手灵活配合，有起有落、槌落声起。发出“嗡嗡嗡”的有节奏的声响（曾经有一部反映抗日战争影片，片名记不得了，里面就有一位弹棉花匠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日本鬼子还以为那是乐器），一般要弹上四五遍才能把棉絮弹熟，然后用木制圆盘压磨，使棉絮平贴、坚实、牢固，然后是网纱。网纱时需要主人家来帮忙，两人对角操作，他用一根竹竿挑住纱头送到对面，主人接住后再把纱粘牢，就这样来来回回地网。网的时候，常以蓝纱和白纱间隔，花纹网得跟蜘蛛网一样匀称美观。若是新婚用的棉胎，还得用大红棉纱在棉胎的正反两面的中央各网上一个鲜红的大号喜字。弹棉胎是苦行当，不但要背着弓，而且飘荡在空中的灰尘和棉絮丝特别多，大热天也得戴口罩，头发染得像白发翁。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理发》，里面提及到的理发匠大姑爷，他的儿子——潘秋平就是一位弹棉花匠，他的师傅是他亲叔叔。他们俩没有加工固定场所，都是到主人家里去。在我的记忆里，秋平大哥长年都在盐城一带乡下帮人家弹棉花，临近春节才回家团聚。他的老婆来自盐城郊区，是他在老丈人家弹棉花时被人家相中的。现在棉花加工都是机械化，人工弹棉花成本大，自然就消失了。秋平大哥2000年左右就另谋生路了，据说他现在盐城做棉花胎批发生意，在盐城市区还买了一套大户型的商品房。 九、爆米花大约三四个月前，单位班车路过大观名园站时，看到了小时候才能见到的爆米花场景。在我的脑海里，好象只有是冬天爆米花人才出现，他们挑着五六十斤重的机器，走村串户地兜揽生意，好多小孩子缠住大人，要大人拿粳米、玉米加工。爆米花的通常有三个器件组成，一个是黑黑的胖胖的——膨化机，里面放着要加工的粳米、玉米等旁边是一个约两米多长的又黑又厚的布袋，套住了黑呼呼的一端，另一端是风箱。操作时，左手拉着风箱，右手转着膨化机的摇柄，还时不时地吆喝上几声。不大一会工夫，停止了摇动，站起身，熟练地拿起空心管套住扳手，只听他高喊一声：“开炮噢!”话音刚落，裂石般的一声巨响，膨化机里的大米霎时“泻”进口袋，冒着热腾腾的蒸气，顷刻间，布袋里的大米已变成了珍珠般的米花。而四周看热闹的小孩子们，都用双手捂住耳朵，怕震破了鼓膜。现在连农村里都见不到有人再操此业，姑苏城里居然还能见到，我真的纳闷了…… 十、卖糖的“卖糖的”实质上就是走村串巷的卖货郎，宝应乡下称“卖糖的”。他们一般挑着担子，担子两头是竹筐子，各用四根尼龙绳系住一角，前头筐子上面放着木制小方盒，盛放丰富日用品：女人用的针线、发卡子、雪花膏、线头子等；男人用的香烟、洋火等；孩子吃的麦芽糖。品种多多，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后面主要是用来存放收来的废品，主要是塑料、鹅毛、鸡毛、头发、牙膏皮、废铁废铜等。“卖糖的”还有一样最重要的行头：是圆形的铜锣，用木棒不停敲打，发出的“铛铛铛铛铛”，小孩子一听，就知道“卖糖的”来了。小孩子用家里的东西来换糖吃，换来的糖用筷子卷成一圈，然后放在嘴里去享受一个“甜”字。到了八十年代后，开始出现了“卖糖的”用洋鼓来敲，敲洋鼓者多半是他家人，“咚咚咚，咚咚咚”，声音震天响，其实也没有多大实质变化，就是为了招揽生意。 “卖糖的”时间很随心、随性。农忙时节，大多利用早、中、晚这个时点，这会庄稼人都在家吃饭。寒冬腊月，则是“卖糖的”生意最好的时候，除一部分男劳力扒河外，老人孩子、妇女们都闲着。天寒地冻的，窝家里，也闷得慌。所以，人都跑到家门外，纳鞋底，逮虱子，七嘴八舌唠家常，晒太阳。有时生意好时，蜂拥而来的人群把“卖糖的”围个水泄不通，方便了人们，同时也给单调的乡村生活增添了一些欢乐…… 我们生产队也有一个“卖糖的”，大家都称他为“大汉奸”，缘于他的名字叫王金卫，与大汉奸——汪精卫偕音。在我的记忆里，谁家要是砌房子打夯，喊号子非他莫属，“大汉奸”不但声音好听，而且喊的都是吉利的耐听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做起了卖货郎，他的大儿子王家元，是我儿时的小伙伴。他曾帮父亲敲过鼓，经常遇见同学，很是难为情。他初中毕业后，做了油漆匠，现在镇江某一装饰城做地板生意，已是身价千万的老板了。不久前我去镇江警校，顺便去看他父亲，也是我的堂叔，我们提起那一段卖糖的往事，还历历在目。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出现了如雨后春笋般的代销店，品种更齐全，价格更低廉，服务更周到，加上场所固定，随到随买，便捷自由，乡下都乐意光顾。“卖糖的”生意遭受冷落排挤，这种行当现在基本已销声匿迹，退出市场。前不久与家人去苏州木渎灵岩山爬山，在山脚下，见到熟悉的麦芽糖，唤起我童年的记忆。 十一、配猪提起这个词汇，在农村出生的人应该知道，可能会捂着嘴嗤笑。而“配猪”在苏北农村，在养母猪生崽的人家里，可是最平常的一件事。记得小时候，我们隔壁大队葛庄一户人家，家里有头大公猪，由于生理机能强，个头大，谁家母猪要交配，还得跑到他家提前预约。那头大公猪的主人是瘦瘪老头，大家都称他“大白猪”。当天，“大白猪”用小木棍赶着那头大公猪去主人家进行猪的交配，路人都拿他开刷，说又有哪家母猪要遭殃了。 到了主人家，“大白猪”把大公猪直接放入人家母猪的猪圈里。配猪的现场，有时母猪害怕，四处躲闪，大公猪在后面猛追，看着两只猪在众目睽睽之下，肆无忌惮地表演，尽情地进行着它们交配的过程，根本没有把看热闹的人放在眼里，把围观的人笑得前俯后仰，小媳妇害羞得躲藏在一边。我们那时不谙世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人们总是撵开我们，我们就躲藏在阴暗处窥视。完毕后，主人家要留“大白猪”吃中饭，同时给几毛钱作为辛苦费。 现在乡下饲养猪都很少，更不提饲养母猪了，一是累，二是赚不了几个钱。听我父亲讲，2000年左右，配猪就没有市场了，当然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写到这里，还感觉我们老家还有好多的老行当可写，如修洋伞的、补碗的、踩缝纫、踩水车的等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具体特征，这些老行当，无疑就是一个特性符号。由于时代在发展，这些老行当离我们的现代生活越来越远，但那段特殊的岁月，却永远刻录在我的印记里。 王晓山2013年9月1日于清香书斋，修改于黄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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