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我和刘汝凌、张欣组成知青班组，赴宝应县子婴河公社插队，落户于卫星大队金沟生产队。 金沟生产队可能是卫星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了，我们插队第一年一天劳动的十分工只有9分钱。 由于过分贫困，生产队挪用了我们的知青安家费，把我们三个人安置在一户社员的灶房里。灶房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我们就在角落里打地铺度过了滴水成冰的寒冷冬天。 几个月后，驻南京一中的工人宣传队师傅来宝应检查知青的安置情况，工宣队长走进我们住的灶房，掀起铺盖，塑料布下垫的稻草全是潮湿的，垫被也是湿漉漉的。工宣队长眼圈红了，责问生产队长：“他们的安家费哪里去了？怎么能让他们住在这里？”生产队这才在隔河的打谷场上为我们盖起了一间茅草屋,我们正式有了自己的蜗居，睡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床。我的坐骨神经痛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金沟生产队位于公路旁，青壮年农民因为一天辛苦下来挣不到一角钱，都在自行车后座上固定一块木板，做起载客的生意，我们三个愣小子逐渐成了生产队里的主力壮劳力。 我们和社员一起挑秧把，掼草粪糖，打谷脱粒，挑河工……队里最苦最累的活总少不了我们。 我们曾做过纤夫，三兄弟和队里几个农民并肩背着纤绳,一步一叩首，沿着子婴河把满载草料的大船拉回生产队。 开春后，要放水犁田，准备种水稻。金沟生产队缺少耕牛，我们就“俯首甘为孺子牛”。乍暖还寒的季节，三兄弟上身穿着棉袄，下身穿着短裤，肩背原先套在牛脖子上宽带，赤脚踏在冰冷泥泞的农田里，弯腰弓背，深一脚浅一脚的拉犁耕田，冰碴把我们裸露的小腿划出一道道血痕。我有一次，被冬蛰的水蛇在脚踝处咬出一排血印。 由于队里太穷，一年辛苦干下来，口粮还倒挂。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很大，分配知青的口粮不够吃，我们常带着饥饿感入眠。 米不够吃，油水也少。张欣老会逗趣，举起菜汤碗对着阳光，问我能找出几颗油花。有时没有菜吃，我们就用盐水和稀饭喝。 过年回到南京，我从不敢在父母面前提及插队受苦受累的经历。一次和表弟聊天，才告诉他插队的艰辛超出我的想象。谈话被坐在里屋做针线活的舅妈听到了，她垂泪告诉了母亲，母亲心疼的颤抖着手，声音哽咽的指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傻？这么拼命干什么啊？” 尽管当年家境十分困难，一回到南京，妈妈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吃到肉。但由于长期缺少油腥，肠胃已不适应，一吃荤就拉肚。 回宝应的前一夜，妈妈总要为我准备一些如肉丁酱之类的食物。父亲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知嘱咐我什么好，他就坐在我的床头，默默无语，一坐就是大半夜。 我装着入睡了，但心潮翻腾，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言的浓浓的父爱早已让躲在被窝里的我泪流满面。 在插队生活异常艰苦的岁月，我们三兄弟肝胆想照，互相关怀。重活累活抢着干，家务琐事争着做,带来的食品共同分享,饿肚子一起去扛。 我家境困难，父母设法每月寄5块钱给我；张欣家里条件好一些，一般每月寄10块钱；刘汝凌家里条件最好，每月寄15块。这些钱我们从来都是和在一起使用，不分你我。遇到一个人去参加有关会议，都是在三兄弟中挑一件体面些的衣服出门。刘汝凌有一件军装上衣和一双洗得发白的回力牌球鞋，那是我出客时必穿的行头。 艰苦岁月难掩少年激情。 晨曦中，知青屋门口的宣传台上，响起我们用土喇叭播报队里好人好事、时政新闻和朗读毛主席语录的嘹亮声音。 烈日下、寒风中，随处可见我们和队里农民劳动竞赛的身姿。 余辉里，田埂上荡漾着我们悠扬的歌声。 夜晚，知青屋的墙壁上，折射出油灯下我们刻苦读书、思索人生的身影。 艰苦生活的磨练，没有让我们消沉。 我们三兄弟都喜好文艺，除喜欢唱歌外，刘汝凌吹笛子，我吹口琴，张欣打手鼓合奏的《喜洋洋》，是我们班组的保留节目。 一天中午，我们已经断炊，三个傻小子不知忧愁，饿着肚子在宣传台上合奏起《喜洋洋》，欢快动听的乐曲吸引来路过的万锦荣支书。他问我们：“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开心啊？一定有什么好吃的，我今天在你们家吃饭。”进屋掀开锅盖，锅内空空；查看米缸，缸中无物。万支书叫来生产队长，发了脾气，我们才有米煮饭，吃饱了肚子。 插队第二年，八个样板戏拍摄的电影相继上演。记不清是哪位知青挑头，我们大队知青决定排演全本《智取威虎山》。此举得到万锦荣支书的积极支持和大队知青的热烈响应。 当年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干劲，我们一帮人骑自行车往返宝应几趟，反复观看电影《智取威虎山》，然后分工合作，你记台词，我记曲谱，他记剧情，硬是凑齐了《智取威虎山》全套剧本。 有了剧本后，我们又自己动手做出了全部服装道具。杨子荣那件打虎上山的虎皮背心，记不清是哪位美术高手用牛皮纸画出来的，十分逼真。 张欣出演男一号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的高腔，唱得如行云流水；一字型劈叉，轻松自如。同窗好几年，没看出这家伙功夫如此了得。 郭冬林出演少剑波，扮相英俊潇洒，唱腔有板有眼。只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谷琳现在变声女中音了，当年出演小常宝，可是身段婀娜，扮相俊美，高腔婉转动听。 刘汝凌擅长演反角，由他扮演小炉匠栾平，再合适不过。尤其是演到栾平逃归威虎山，在座山雕前和杨子荣对质时，他齿咬手指，贼眼四转，活灵活现，堪称一绝。到现在我有时还戏称他为“栾副官”。 仇练渝扮演座山雕，阴险冷酷。 大胖子潘光明带领刘燎原、赵根林、李仲平等人扮演八大金刚，形象逼真，神态各异，活像一群土匪。 当年的刘汝宁乃白面小生，似乎出演八大金刚不太合适。但他有一手绝活，在剧情结尾时，被杨子荣击毙，飞身仰面插入椅背，高难度动作精彩绝伦。为避免意外，几位扮演被击毙的小土匪围躺在椅子旁，死死抓住椅腿，保护飞身穿椅的刘汝宁。 有人问我，当年怎么没看我登台。我那时“不出趟”，不敢登台表演，而是躲在幕后，和几个知青吹口琴伴奏，有时帮邢彤彤伴唱李勇奇唱段。 正式演出《智取威虎山》时，盛况空前，打谷场上搭起舞台，舞台四周点起汽油灯，台下挤满农民观众。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农民们除偶尔能看到露天电影外，还从未看过这么精彩的大戏。我们的多场演出，给卫星大队和周边大队的农民们带来了多大的欢乐啊！ 回顾当年的卫星大队《智取威虎山》剧组，那真是藏龙卧虎，多才多艺，群星璀璨，技艺高超。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评判，水平也绝对不低。 插队两年后，我招工到县城当了工人，刘汝凌参军去了部队，张欣一个人留下来，当了生产队长，继续带领农民战天斗地，后来去宝应煤矿，当了矿长。三兄弟人虽分离，心仍相连。 军旅歌唱家王宏伟曾深情的演唱过一首《用我的心握你的手》，歌中唱到： 一口锅里盛日月， 一壶水里饮春秋， 最是危难关头时， 情深胜似亲骨肉， 风风雨雨都是情， 朝朝暮暮浓似酒。 王宏伟唱的是部队战友情，也是我们艰苦岁月里兄弟情义的真实写照。 患难与共的日子里，我们彼此用自己的心，真诚的紧握好兄弟的手。 握住了山高水深，握出了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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