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同胡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有过一次国学必读书目之争。两位大师的见解有许多不同，但都认可一部书，并给予高度评价。胡适称“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梁启超则赞“此书叙述朱学全面目，最精要有条理”。这部书就是王懋竑的《朱子年谱》。 一、学者生涯 王懋竑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但都没能考中进士或举人，而他的叔父王式丹则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状元。王懋竑“幼禀异质，颖悟绝人”，从父受学，“九岁能点阅《史》、《鉴》，初为文，己惊其长老”。十八岁时县试拔第一，文章被乡人争相传诵，后来更是“文誉噪一时，凡岁科两试文，购读者群奉为模楷，邑前辈咸谓科名可立致”。也就是在十八岁这一年，王懋竑父亲王式旦去世，遂就学并卒业于叔父王式丹。王式丹对其“抚爱尤笃，视诸子有加焉”，“于经史诸书无不为之讲画指示，而于立身行己常反复训诲扶持引导”，故王懋竑说自己“少有知识不至荒废先训者，皆公力也”。王懋竑年轻时还得到了乡先达乔莱的扶掖。乔莱，字子静，号石林，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他是王懋竑表叔祖，却能够让儿子乔崇修与其联文会约，使王懋竑得以和邑中青年才俊“倡应切劘，寒暑无所间”，为王懋竑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平台。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十二岁的王懋竑院试取入扬州府学第一名。次年科试又取得一等第一名，从此王懋竑开始参加乡试，但由于他“不屑揣摩场屋”，因而“屡试迍邅，无所获”。因为家贫，康熙三十六年（1697），经乔崇修介绍，王懋竑前往无锡，在曾任江南布政使的胡献征家教书。胡献征的父亲胡统虞是明崇祯末科进士，入清后历官国子监祭酒、内秘书院学士等职，是明末清初知名学者，家多古书。王懋竑教书之余，“尽发其藏，读之两年，益得扩所未闻”。此际，后来成为桐城派大家的方苞也在乔崇修家教书，王懋竑“与讲古文之学”。方苞“熟于唐宋八家”，而王懋竑“上追《左》、《国》、《史》、《汉》，究其源流始末”。二人一见如故，遂为终身至交。两年后，方苞离开乔家。王懋竑也离开胡家，“授徒里中，馆念堂乔公（即乔崇修）家十余年”。乔崇修祖、父皆进士，其长兄崇烈后来亦中进士，故而家中藏书尤富，王懋竑“力所不能致者，皆得纵观，甚乐之”。这些读书生活，为他不断充实自己学问和以后著书立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他的学问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并且多愿与之结交，还称赞他“是未有第二人也”。 王懋竑学问虽然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但仕宦之路并不畅达。因为持身谨严，不肯旁通关节，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十一岁时，他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即康熙五十七年（1718），已经五十一岁的王懋竑，方得考中进士。由于要“为天地间留此一脉”，他不肯做违心之事，不拜谒达官贵人，所以虽考中了二甲第十名，却失去了馆选（俗称“点翰林”）的机会。其后，他谢绝亲朋好友的规劝，执意求教职，遂于康熙六十年（1721）得以选授安庆府学教授。在安庆府学任上，“月课府、县两学诸生数十人，外学亦有至者，童生百余人”，他“恳恳为言读书作文之法”，“讲论不少暇”。他还葺理旧有的培元书院，“广招学徒，讲论其中，冀以追胡安定（即北宋著名学者胡瑗）之遗风”。 雍正元年（1723），王懋竑受到皇帝“特召”进京，“奉旨授翰林院编修，著在三阿哥书房行走”，成为皇三子弘时的老师。这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供职内廷的机会，但对不愿巴结权贵的王懋竑来说，却是无比痛苦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处至近之地，谗间易生，局脊朝夕，深渊薄冰，未足以喻也”。所以，尽管深得雍正赏识，弘时对他也很敬重、很有感情，但在雍正二年（1724）母亲病逝后，王懋竑便坚决“以母丧辞官”，终于在雍正四年（1726）以“耳聋老疾奏，得予休致”。这年王懋竑已经五十九岁了，“坐一室，别无长物，旁有数柜，聚经史子集颇丰”，此后，他“杜门著书，当路要人虽素亲厚，未尝以竿牍及之”。 王懋竑的一生以学术为重心，淡泊于功名仕宦。他曾对友人说：“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愿，于斯足矣。”他一生勤于治学并且用功极深，著述丰富，思想深邃。其著述主要有《朱子年谱》四卷（附《年谱考异》四卷、《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读书记疑》十六卷、《白田杂著》八卷（即《白田草堂存稿》前八卷）。据《行状》记载，还有“其未刻者，《续集》、《别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语录注》、《读经记疑》、《读史记疑》、《偶阅杂抄》藏于家”。 二、学术成就 王懋竑的学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对《朱子年谱》的改编上。朱熹去世后，关于他的年谱很多，但是虽“纷出沓至，而皆不能出朱熹门人三家年谱（即李方子的《紫阳年谱》、蔡沈的《文公年谱事实》、蔡模的《文公年谱大略》）之巢臼”。李方子所作《年谱》不传，明初，朱子的裔孙曾经“别刊一本”，然“已非方子之旧”。后来又有婺源戴铣《朱子实纪》十二卷、建阳李默重编《年谱》五卷，入清则有婺源洪氏续本、建宁朱氏新本、武进邹氏正讹本。王懋竑认为李默多改窜旧本，洪本收载较繁，增损未当，而朱氏新本过于疏略，于是他用朱子的《文集》、《语录》考正李、洪两本，“据李、洪两本严审而慎采之”，然后又将李、洪两本“分别注明，仍志年谱之久，而所载《文集》、《语录》、《行状》、《本传》暨凡引证群书总缀于各条下，统标之曰《朱子年谱》”。此书王懋竑用力最深，“积二十余年，四易稿而后定”，直到去世前才“力疾成编，至易箦前数日，犹不忍释手”。 此书一出便受到学者重视，后被收入《四库全书》。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作序称赞其“有俾于圣道良非浅鲜，岂特于朱子有功已哉”。《四库全书提要》则说“懋竑于朱子遗书，研思最久”。焦循也说：“他人讲程朱理学，皆浮游剿袭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于朱子之书，考订精核，乃真考亭功臣。”顾广誉甚至认为，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超过了朱熹门人李方子所作的《紫阳年谱》，他说：“读书之细，持论之平，虽亲灸紫阳如公晦者，且有所不逮，无论李、洪矣。”徐世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学案》称赞《年谱》：“俾有志朱学者，不致为异说所迷眩，其有裨圣道，较之《闲辟录》、《学蔀通辩》二书，直远其上矣。”梁启超认为王懋竑的《朱子年谱》是“研究朱学唯一的好书”，“真是科学的研究朱子”，并且说：“我们要知道朱于是怎样一个人，则非读这部书不可，而且读这部书也足够了。” 王懋竑研究朱子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辛勤钻研，与他的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有些学者因年谱中存在个别问题，便认为王懋竑编撰《朱子年谱》时仍然带有一定的主观偏见，甚至把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归入理学，这实际上还是在受门户之争的影响，甚至是犯了以研究对象划线的常识性错误。 朱熹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广为流传。但是，由于解释和理解的不同，许多经典的真实意义实际上被扭曲了。张舜徽认为，朱熹“强调致知穷理的重要，对于后世学者从事实事求是之学，起了很大的诱导作用”。他说：“清初大儒如顾炎武、阎若璩便是学习了他积极的有用的部分，发展成为了朴学。”而王懋竑“用力于朱子之学，更进一步做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渊源于宝应家学，而自刘永澄、乔可聘（乔莱父）之后，宝应家学实出于东林一系，特别是乔可聘，受东林学派实学思想影响颇深。乔可聘是宝应学人中全面研究宋明学术的第一人，所著《读书札记》就是其研究宋明理学时的笔记。而王懋竑在此基础上遍研经史，仅在其所著《读书记疑》中，就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南史》、《北史》、《国语》、《庄子》、《荀子》、《后汉书》等。所以，他才能写出《易本义九图论》、《易本义九图后论》、《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玉山讲义考》、《朱子答江元适薛士龙书考》等为历代学者交口赞誉的考据论文。他通过将朱子平生数百卷的著作，包括注释、纂辑之书在内，反复精读钻研，将朱子同当时朋友的书信，认真仔细研究，找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从而发现朱子取材渊源所在。这样的治学方法可以说与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异曲而同工，这也是他能够写出《朱子年谱》的根本原因，所以梁启超才说他“真是科学的研究朱子”。通过研究，王懋竑得出了“经学自朱子而大明”的结论，这就将朱熹的学术思想从后世学者任意割裂删削的误导中解放了出来，还了朱子学术的本来面目，即“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复兴经过阳明心学的异化、东林实学的回归、乾嘉朴学的沉寂、以及实学向新学的转化，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得以最终完成。所以焦循才说他“乃真考亭功臣”，王安国才称赞其“有俾于圣道良非浅鲜，岂特于朱子有功已哉”。 由于治学范围广，王懋竑不仅在考据学方面有许多创见，也是一位论古有识的学者。钱大昕在《王先生懋竑传》中说：“先生于诸史皆有考证，实事求是，不为抑扬过当之论。”雷鋐在《白田草堂存稿》序中也说：“先生穷经论史，皆有卓识。”王鸣盛所著《十七史商榷》，“于其《白田杂著》及《读书记疑》采摭极多，至有稍为增益一二语即将为己有者”，以至于黄曙辉在《〈十七史商榷〉整理弁言》中称其“难免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之诮矣”。王懋竑的史学成就，就连性好讥弹、少所许可的李慈铭也推服，说王懋竑“论史独多名议，驳正《通鉴》诸条尤详慎”，“史学尤精密”，“于《纲目》亦多辨核”。日人所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点校的《二十四史》，对王懋竑的研究成果都多有引用。所以张舜徽说：“王氏的经史之学，根柢是比较雄厚的。如果单纯从他一生尽力于朱子之学，便把他和一般理学家等量齐观，那就未免低估了他。”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徐兆玮说王懋竑：“辨《易本义》、《九图》及《家礼》非紫阳所作，可为新安功臣；论史抉《通鉴》疏略之失，可为涑水诤友。”信哉斯言。 三、学林大家 清嘉庆六年（1801），朝鲜学者柳得恭来中国购朱子书，过访《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晓岚。纪说的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学术趋向：“迩来风纪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遂为坊间所无。”接下来二人的问答很有意思。柳问：“如《白田杂著》可得否？”纪答：“此本寒家之本，一入官库，遂不可得。幸王懋竑有文集，此书则入其集中，亦托人向镇江府刷印也。”又说：“此数书多在南方，故求之不易。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忽遂至今也。”说明早在乾嘉之交，王懋竑的名声已流布海外。他虽然以研究朱子知名，研究方法却能得风气之先，与乾嘉之学不相抵牾。同时也反映出由于家境贫寒，其学术影响受到了很大局限。 王懋竑的学术地位生前就已得到肯定，否则他也不可能成为皇子老师。王懋竑去世后，方苞自南京来宝应吊唁，说：“吾曩与君约，吾有论著，将赖君校正，今君不及见也。”言之呜咽。方苞不仅是一代古文大学，也是一位名儒，他对王懋竑推崇如此，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王懋竑的《朱子年谱》、《白田杂著》收入《四库全书》，更说明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乾嘉大师钱大昕为王懋竑撰传，将他和阎若璩、胡渭、万斯同、惠栋、江永、戴震诸人相提并论，实际上已经将其放进朴学大师的行列。《清史稿·儒林传》亦为王懋竑立传。由徐世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学案》，则在卷五十二单列《白田学案》，介绍王懋竑的生平及著述。 由于著作不易搜求，王懋竑学术影响主要集中在家乡附近。刘师培草拟《近儒学案序目》，其中特立《宝应学案》，收王懋竑、朱泽澐、刘台拱三人。刘台拱是《汉学师承记》中的人物，“在乾嘉学者中允推第一流”，王念孙认为他与阎若璩、戴震、程瑶田，“学识盖相伯仲”。刘台拱从小就学于懋竑子箴听，“年十五见王予中懋竑、朱止泉泽澐两先生书，欣然有得”，师承所自实渊源于王懋竑。同时的另一位宝应学者朱彬也是如此。林则徐在为朱彬《礼记训纂》作的序中说：“先生承其乡先进王氏懋竑经法，又与刘端临台拱、王石臞念孙、伯申引之父子切劘有年，析疑辩难，奥窔日辟。”不仅如此，他还影响了一批宝应乃至扬州地区的后学。 以为扬州学派师法源出江永，始自戴震弟子王念孙、任大椿二人和阮元等，即所谓“江氏之再传”，此说出自刘文淇之孙寿曾，现在颇为部分学者所信奉。其实张舜徽早就指出，即使是尊崇戴震的焦循，一谈到扬州学人的敦崇实学，也说“吾郡自汉以来，鲜以治经显者，国朝康熙、雍正间，泰州陈厚耀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王懋竑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于是词章浮缛之风，渐化于实”，不湮没王懋竑的倡始之功。对此他评价说：“这便把乾嘉年间扬州朴学的渊源找出来了。”与刘文淇齐名的扬州学派代表人物、宝应学者刘宝楠对此有过精辟论述，他说：“国朝康熙、雍正间，增广生朱泽澐、编修王懋竑力守刘氏、乔氏之绪以上溯紫阳，于是朱子之学发明表著。”也就是说，朱泽澐和王懋竑在学术上，与受到东林学派实学思想影响的刘永澄、乔可聘有着直接传承关系。他还说：“可聘之曾孙漌、泽澐之子光进、懋竑之孙希伊、永澄之五世孙世暮、世暮子台拱，各守其家学，躬行实践，余韵流风至乾嘉之间不绝。”这就阐明了从刘永澄、乔可聘到清代乾嘉之间的宝应学者，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乾嘉之间的这些宝应学者，对扬州学派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刘宝楠是宝应刘氏家学传人，又是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无疑是敏锐和深刻的，也应当说是贴切的。张舜徽认为，王懋竑的治学方法，“对后来扬州学派的走入‘通核’一途，无疑作了‘导夫先路’的前驱者”，“宝应学风，从王氏自朱子遗书中整理出许多实际有用的东西以后，加以阐扬倡导，开朴学之先”。 扬州学派学者重视经世致用是一大特点，这与王懋竑的影响有绝大关系，晚清著名学者陈澧经学观的转变就是例证。鸦片战争后，陈澧从埋首考据转向关注现实，成为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份子，此后陈澧开始研读王懋竑《朱子年谱》，并以此为契机远绍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确立了通经致用的经学观。受家学影响极深的宝应后学中，也有不少人如刘岳云等最终走上会通中西之路，这正是王懋竑学术思想中蕴含的自朱熹以来的理性主义精神，为他们由实学向新学的转化打下了基础。这就是扬州学派“通”的内涵和来源。也正因为如此，扬州学派才具备了与吴、皖二派鼎足而三的资格和特色。
|
1、本站稿件来源未注明或注明为“宝应生活网”“网友投稿”及“本站”的所有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属于本站与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或本站获得相关授权，非商业转载，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作者、来源及链接”，谢谢合作。
2、本站转载自其他媒体的文字及图片，仅出于传递信息之目的，不代表本站官方声音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果您不希望您的作品在本站发布，或有侵权之处，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进行删除屏蔽处理。
3、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官方QQ1160085805、邮件1@ibaoyin.com或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宝应生活网”、微博@宝应生活网，与我们就相关合作事宜、意见反馈，以及文章版权声明或侵删进行交流。［投稿邮箱/tougao@ibaoyin.com］［本文编辑/信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