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县南街到朱家巷，有两条巷道相通，南面一条叫学墩巷，北面一条叫小石头街。小石头街内有一座保存较好的清代建筑，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曾是县民政局的办公地，这便是朱方伯公祠。据1994年版《宝应县志》载：“朱氏家祠位于县城小石头街8号，为清湖北布政使朱士达家祠，建于清道光年间。有门厅、穿堂、大厅、厢房共19间，门楼砖雕、石刻精致基本完好。”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占地700平方米，属浙派风格。是宝应现存规模较大的清代建筑之一，也是朱氏家族仅存的一座祠堂。来到方伯公祠前，只见多重雕砖叠砌的门楼卷檐，汉白玉石档，平地抬高的数层石阶，厚重的黑漆大门，立刻将原本的品位迅即提高，跨过汉白玉石槛，走进门堂，穿过二道厅，沿着石甬道直达正厅堂前，凝重深邃的氛围扑面而来，使人肃然之情油然而生。正厅前的天井，比第一进天井宽大许多。可以想见，当年“宜禄堂”子弟论资排辈济济候立于天井之中，祭拜方伯公时的盛典是何等隆重。 朱方伯公即朱彬的次子朱士达。士达，字公孚，号恕斋，生于乾隆39年（1774），卒于咸丰二年（1852），享年79岁。嘉庆22年（1817）进士。朱彬有四个儿子，长子朱士彦，即“朱天官”。四子朱士辨，国子监生，不幸先卒。三子朱士亷，《县志类编》载：“道光癸巳（1833）进士，官直隶武强、山西石楼、河南固始等县知县，卓异。升用同知，有惠绩。”朱士彦、朱士达、朱士廉兄弟三进士，为宝应历史上的美谈。方伯公虽名士达，入官场后，官运似乎并未如其兄那样通达，也许是因为其兄士彦在京为官，清廷有规避的缘故，一直外放在基层做地方官。先在安徽黟县、南陵、霍山、怀宁等县任知县，后擢凤阳府知府，置庐凤道。又调置徽宁池太广道，道光十四年（1834）在其丁父艰前升调广西左江道。服阕，授云南迤东道，升四川按察司，调陕西按察司，擢湖北布政使至老疾致仕归。明清时布政使别称方伯，人称其为方伯公。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倡导教化，选拔贤能，注重农耕，兴修水利，惩奸除恶，革弊减赋，务实为民，关注民生。他在霍山任上建文峰塔，修奎文书院，试拔了后来成为理学名儒的吴廷栋；赈灾怀宁，存活十数万人；知寿州任上，开浚芍陂斗门三百余所，溉田六千余顷，此水利工程至今尚在发挥作用；凤阳知府任上，核实所辖州县军民户籍，革除旗丁奸役互相勾连，以“飞军”扰民的宿弊；在云南开凿灵心河，疏泻马龙河水，使扬林河两岸民田得免水潦；任职湖北布政使时，悉心综核，使府库存银由接任仅存的五万两，积至离任时的七十万两，成一时名宦，祀寿州名宦祠。道光十五年（1835），居家丁父忧期间，为宝应捐修城垣，记录二次。为人一生洁身自好，肝胆向人。特给自己的书斋定名为“知足知不足斋”。 道光二十一年（1841）朱士达在陕西按察使任上。该年七月，禁烟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革职，“以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在林则徐取道西安北上时，士达挽留林则徐在西安盘桓时日。临行前，朱士达馈赠银两以助川资。获罪遭贬，势利之人避之唯恐不及，而朱士达竟如此厚待林则徐，这不仅表现朱士达爱憎分明的豪肝侠胆，也表达了朱士达对禁烟的支持和对英雄的仰慕之情，同时也说明朱、林两家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友情。据方伯公后人朱庆谦先生讲，他们家原先曾保存很多林文忠公的墨宝与书札，可惜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献多散毁于历次动乱中。 历史终成过去。近经政府拨款，按原状修复的方伯公祠将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它将彻底改变原先一家一族祭祖的功能，而向社会开放，成为千年古城特色旅游开发的新景点。化朽旧而标新意，变一己而利民生，这种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做到的如此圣洁的升华，无论对方伯公，还是方伯公祠，都可谓“得其所哉”。我想，即便方伯公九泉有知，亦当含笑额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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