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桥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新四军一师师长、华中军区司令粟裕精心策划，副师长、副司令员叶飞直接指挥，取长途奔袭，围点打援战术，在淮安车桥境内严惩日伪军的一次著名战役。虽然战斗只有两天时间，但战绩之辉煌、影响之深远，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一曲激越的壮歌。前不久，笔者赴北京与新四军部分将领后裔、粟裕将军的秘书，《粟裕传》、《粟裕年谱》的作者以及一些学者专家座谈时，大家一致认为：车桥战役是抗战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运动战形式，正面打击日寇的一次彪炳史册的战役。原总参宣传部部长、《粟裕年谱》作者温镜湖同志说：“这一次战役并不比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战果差、影响小，充分体现了粟裕将军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当时新四军军部设在盱眙县黄花塘。6月上旬，粟裕接到军部和华中局通知，去军部参加会议，选择的是从水路赴黄花塘，主要经过兴化、高邮、江都和淮南路东和南部、中部一线，而在9月份回一师师部时，粟裕却舍近求远，选择从北线绕回去，要经淮安、宝应以西，从平桥、泾河附近过运河，途径车桥、泾口、曹甸等敌占区边沿，这是一条险路，沿途都有日伪军重兵把守。为了沿途勘察地形、了解敌情，为车桥战役做准备。粟裕特别指示从楼王通往西安丰筑一条长堤，使淮宝地区水陆交通连成一片，这为后来打车桥时，部队长途奔袭奠定了基础。可见，一场战役的发动并非是军事家临时决定，而早已在谋划。粟裕将军的军事才能也由此可见一斑。 1943年，驻扎在苏中、苏北的日伪军组织的“第一期清乡”被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一举粉碎。日军少将小林信男又以“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战法，发动了更为残酷的“延期清乡”，杀害了许多无辜百姓，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为了扩大根据地，保护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战斗，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把各敌后根据地工作定为练兵、生产、整风三大中心任务。而苏中军区部队连年作战，敌情复杂，难以找到一块安全的地区开展三大任务的实施。粟裕经过反复思考，将注意力停留在淮安的车桥、泾口、曹甸地区，这里地处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军长陈毅都在延安参加整风，军部由饶漱石主持。饶漱石对此有顾虑，认为打了会过分刺激日寇。粟裕经再三考虑，认为机不可失，毅然于1944年2月下旬，在苏中区党委和军区主要领导会上，提出了在车桥地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以打破日军“扩大清乡”、“强化屯垦”的计划，彻底解放这个地区，使之成为我军战略反攻积蓄力量的基地，还可作为我军整训主力、干部轮流整风之用。这次战役，是经过粟裕同志较长时间的缜密思考，并早在1943年9月就已亲自勘察过地形和战场调查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果断决策。这一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支持，当即决定由粟裕负责战役的全面组织指挥，叶飞副师长担任战场指挥。 车桥地区是日寇两个师团的结合部，车桥镇又是既孤立而又突出的据点，仅有淮阴守敌指挥的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大队驻守。这里又为水网沼泽地，有利于我军阻击围歼援敌。为了打好这场战役，一师动用了五个多团的兵力，还有地方部队共同参战，组成了三个纵队。以七团为第二纵队，负责主攻车桥；以三团、三分区特务营及泰州独立团1个营为第一纵队，担任对两淮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之任务；以五十二团及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组成第三纵队，担任对淮安、曹甸、宝应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之任务；以师教导团一营及四分区特务营（相当于两个营）及炮兵大队组成预备队。粟裕强调，这次战役打援的部队要多一些，但战役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沿边的大片地区，并明确提出：这不是游击战，而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求严加保密，只能由与会的团以上干部知道。 经过侦察部队认真侦察，对敌情和地形有了清晰的了解，并与新四军三师及时联系，随时请三师配合作战。 车桥镇是淮阜地区的重镇之一，过去有5桥13庵108巷之说。从高处俯瞰，形如“車”字，因此得名。当时，车桥镇驻有日军一个小队，约40余人，伪军一个大队，约500余人。敌军防守十分严密，共筑有53座碉堡，四周筑有达2丈高的围墙和1.5丈的壕沟，沟中水深7尺，且与界河相通，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的据点相拱卫，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筑垒配系。敌人认为“固若金汤”，做梦也没想到新四军会集中兵力来进攻，且取掏心战术直取中心据点。 就在车桥战役即将发起攻击之时，1944年3月3日，日寇以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四面合围，向新四军一师驻地的三仓地区合击。粟裕将计就计，带领部分部队和机关人员，故意公开诱敌深入，适时转移，以迷惑敌军，掩护了主力部队攻打车桥。同时，负责主攻车桥的第二纵队，分南北两路开进，一部由七团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和参谋长俞炳辉率领进入车桥以北的准备位置，一部由七团副团长张云龙、政治处主任蒋新生率领，于5日凌晨占领车桥西南的飞机场。 负责两淮方向打援的部队，由廖政国、曾如清等率领于4日午夜抵达车桥以西的石桥头、芦家滩一线，进入伏击阵地。 负责淮安、曹甸、宝应方向警戒与打援的第三纵队，也于4日午夜到达警戒位置。 1944年3月5日凌晨1时，负责攻打车桥的部队，发挥新四军善于夜战的优势，向车桥发起猛烈攻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架起十架云梯，登上围墙，并一举突破围墙进入镇区。守敌利用碉堡负隅顽抗，六连战士陈福田腰上绑满手榴弹，背着梯子，冒着弹雨，只身爬上碉堡顶盖，一连串将手榴弹塞进碉堡，一举歼灭守敌。部队乘胜攻击，占领了涧河以北的街道房屋。 向围墙上的碉堡进攻时，战士蔡心田，一枚手榴弹凌空飞起，准确从敌枪眼里投进碉堡，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部队一拥而上，全歼守敌。两路攻城部队，仅用20分钟时间便突破围墙，占领了镇内全部街道，并分割包围了日、伪守军。 车桥守敌遭到新四军突然袭击，一时不知所措，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天亮前，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满天，守敌惊慌失措，新四军攻城部队奋起攻击，于5日中午全歼了镇内伪军大队，只有日军一个小队龟缩于工事内顽抗。 5日上午，车桥镇上硝烟正浓，新四军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和七旅副旅长胡炳云率一个骑兵排来到指挥部，并带来了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三师的有力策应，保证了一师作战部队北面和侧后的安全。指挥攻坚战的三旅旅长陶勇陪同洪学智等人进入车桥镇，策划消灭日军的方案，并于5日下午3时半，发起总攻“碉堡中碉堡”的日军圩子。叶飞副师长命令调来山炮，一举将日军的碉堡炸飞，我军乘势攻击，日军大部被歼，但仍有残敌顽抗。此时，我军开展政治攻势，由“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宣传委员松野觉，冒着弹雨到阵前喊话，劝敌投降，不幸被敌人一颗子弹射中头部，英勇牺牲。 松野觉的牺牲，战士们义愤填膺，高喊着“为松野觉同志报仇”，向敌军发起更猛烈地进攻，并将日军紧紧围困在碉堡内。 就在攻城进入白热化之际，5日下午，驻曹甸、塔儿头的日伪军百余人出动来援，但行至大施河方向，被我军埋设的地雷炸得鬼哭狼嚎，一见我军早有防备，刚一接战随即败退。 在我第一纵队方向，5日下午3时，驻淮阴、淮安、涟水的日军纠合伪军700余人在淮安集合，乘车向车桥驰援，进入周庄、芦家滩我军伏击圈，遭我军猛烈打击，并使之被迫进入我军预设的地雷阵，当即炸死60余人。 第二批援敌于5日下午4时多，进入韩庄与残敌会合，并向我狙击部队进犯。我第一纵队在韩庄搞了许多假工事，敌军进入阵地，随即下车进攻，结果打了半天，方知是假工事，一个人也没有，敌军气急败坏，继续向车桥行进，没走多远即遭我伏击部队阻击。我军一个小分队打几枪就走，使得鬼子真假难分，晕头转向，不敢贸然前进。后又被我小分队引进伏击圈，这时，我军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日军汽车已失去作用，只得下车应战。第一纵队战士，从日军侧背出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当即歼敌60余人，剩下鬼子慌忙向公路北侧坟地乱跑，不想坟地里早已埋有地雷、炸得鬼子魂飞魄散。 我第一纵队又由北向南出击，打得日军后撤无门，前进不得，只得向东北方向的芦苇荡突围。时值初春，芦苇荡表面结冰，敌军误以为路，不想一踏进去，就越陷越深，以致九二式步兵炮陷在芦苇荡内，无可作为。加之我军两头夹击，并采用火攻战术，将敌人躲藏的芦苇滩点起大火，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三泽大佐被我军击毙。我军乘势将芦苇荡里的鬼子切割成三块，使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大部被歼。山本一三小队长带着20多个残敌，扔下火炮，逃到小马庄藏起来，不敢露头。 3月6日凌晨3时左右，第四批增援日军120余人，乘两辆汽车进至小王庄、韩庄与残敌会合。但车桥守敌已全部被歼，战斗大获全胜。叶飞命令见好就收，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躲在小马庄的山本一三小队企图与增援日军会合，正好被我军发觉。战士们立刻猛冲上去，连医护人员一起上阵，高呼：“捉活的呀！”吓得鬼子屁滚尿流。这队鬼子在山本一三小队长带领下，集体下跪投降（山本一三后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取中国名字叫向日胜，后在华东部队工作，还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3月7日，车桥镇残敌在援军接应下狼狈逃窜。早已动员好的宝应等地40多个乡的三万多民兵、群众立即进入车桥平整工事，拆除围墙、碉堡，打扫战场。苏中新四军部队乘胜夺取周围敌据点，曹甸、泾口、塔儿头、张桥之日伪军如惊弓之鸟，退守淮安。接着，我军又收复了望直港、蛤拖沟、鲁家庄、蚂蚁甸、受河、周庄。 车桥战役共歼灭日军465人，生俘山本一三小队长以下24人，歼灭伪军483人，摧毁碉堡50余座，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日伪军据点12处。打通了苏北与苏中、淮南、淮北战略区的联系，以致淮宝地区纵横50余公里广阔地区获得解放。战斗结束后不久，一师师部、苏中区党委、行政公署机关即转移到车桥、曹甸地区，组建了苏中党校，使这地区成为我军后来渡江南下，进军苏浙和转入抗敌反攻的重要基地。 车桥之战，新四军一师投入五个多团的兵力和地方武装，三师给予积极策应配合，可谓战果辉煌，而我军只有53名战士牺牲，185人负伤，损失极小。应是中日抗战史上我军损失最小，战果最佳的一次战役。 车桥战役，同时改变了在抗战时共产党部队只是敌后打游击之谬。这是一场真正的运动战。这一仗，打得日军闻风丧胆。3月12日，驻东台日军竟有12人集体上吊自杀，驻平桥的伪营长100多人反正。也从此扭转了苏北、苏中的抗战形势。 车桥战役还属一次“先斩后奏”之战。3月8日，粟裕、叶飞将车桥战役发起理由和战斗经过报告黄花塘新四军总部。主持新四军军部工作的饶漱石对车桥之战提出批评，指责“攻击方向不对”，“主动过分暴露自己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报复”等等，但远在延安的刘少奇、陈毅发出嘉奖电：一师车桥战役参战部队，连战皆捷，斩获奇巨，发挥了我军一师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生俘日寇之新记录。部队英勇善战，指挥英明果敢，人民积极支持是致胜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因素。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车桥大捷”的喜讯，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胜利”。这一仗也充分显示了粟裕将军作为一位战略家目光深远、深谋远虑、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 车桥战役，这一中国抗战史的一段传奇，将永载史册，光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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