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实，乔可聘在隐居后，并没有像乔莱等所说的那样“交游尽绝”。乔可聘座师朱国祚的后人朱彝尊，在为乔可聘《读书劄记》作序时就说：“年八十有双白鹤降于庭，东南隐居之彥咸赋诗记其事。”[22]不过，此事不在“年八十”，而在顺治四年（1647年）秋，年五十九。乔可聘子乔迈作有《鹤来诗》，他在前面的序中说： 丁亥秋，家大人自陪京还，卧雪草堂，交游渐绝，越三年矣。偶延客图仪像，见一鹤飞空回翔而集，遂相依不去，向庭鸣舞，顿破寂寞。家大人昕夕晤对，如与佳士周旋，喜赋《鹤来》诸什，柴葊、鹪林诸先生雅和之矣。[23] 序中提到的鹪林先生就是梁以樟，《明史》中有传。《康熙志》卷之十五亦有“梁以樟”条： 梁以樟，字公狄，大兴人。崇祯已卯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商丘知县。流贼陷商丘，传以樟死，以樟实不死，被逮下狱。京师陷，以樟走江淮间，阁部史可法延至幕下。王师下扬州，可法死之，以樟隐宝应。当是时，国家初定鼎燕京，数召用胜国诸臣，以樟年才三十七，才名倾海内，姊夫王文贞父子官津要，频致书劝驾，不应。买兔避田数十亩，栖遁于苍凉烟水之乡，由少壮及老以死，尝自比宋之谢皋羽、郑所南亦无愧也已。乡人王世德者，旧金吾也，携二子来就以樟隐，四方之士若阎孝廉尔梅、王处士猷定、崔处士干城、僧松隐，频过忍冬轩暨刘处士纯学家剧饮，慷慨激昂，继以涕泣，宝邑则严事乔御史，然不得数数见，与张孝廉𨌥、孙茂才尔静讲习问学。晚年，偕乔处士出尘、陈贡士钰、朱上舍克生、刘司务中柱迨世德父子，结文字饮觞政，皆剔抉经史，旁及稗官野乘可记而传也。忍冬轩者，以樟寓斋也。[24] 王世德次子王源所撰《梁鹪林先生墓表》则记载： 都城陷，先生于是与仲木公脱身间道南走。先生自德州、临清南奔时，各郡邑建义文武吏豪杰莫不与歃血盟，鼓厉忠义，人皆感愤流涕，受约束待命。渡淮，见史公方以阁部督师淮上，因建议：“山东、河北为江南籓蔽，若无山东、河北，是无中原、江北，无中原、江北，区区江南，岂能自守？今宜于河南北、山东设三大镇，仿唐节度使、宋经制招讨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资者为之。宽其文法，使自为战守，而阁部大治兵，居重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顺，宜及时抚为我用，否则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后奏记百数十。先生知事不可为，愤郁成疾，辞去。乙酉，史公仍举先生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经理开、归。[25] 仲木公即以樟兄以柟，王猷定《祭梁君仲木文》： 丁亥春，余自京师来宝应，君在越中，公狄为余言君与海内贤豪游。迨相见，言昔年收召中原、河北义士事不就，酒酣击柱，髯戟张，靴顿地起。丁酉六月，聚京口，登甘露山顶，各赋诗。去，越半载，闻君困江上。明年元日泊舟邗关，予往视，则虐发寒噤，拥被强谓予：“此游良苦。”[26] 又，《赠鹪林梁公序》： 余友上谷鹪林梁公，隐于宝应之兔避村学遗，既十年，丁酉夏，来广陵约余游摄山。六月癸未，为公五十生辰。先一日，斋戒严洁。昧爽，肃衣冠，陟中峰之巅，望拜孝陵，拜且哭，余亦哭。[27] 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发动长江战役，郑成功兵围南京中缓兵之计大败，已经收复芜湖、池州、宁国、太平一带的张煌言闻讯，派往郑行营间道送信的就是僧松隐。[28]可见梁以樟潜伏在宝应，与其兄梁以柟等人一直未停止反清复明活动，所策应的正是张名振、张煌言部。乔可聘在隐居后不仅交游未绝，而且交游梁以樟这样的铁杆反清复明人物，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对于满清政权，乔可聘一直持不合作的态度，《康熙志》有明文记载：“提学御史陈昌言者，门下士也，造庐不见，询子弟姓名亦无就试者。顺治间有诏荐胜国隐逸诸臣，巡按御史泰世祯疏可聘名以上，可聘坚卧不起。”[29]乔可聘的夫人潘氏，据乔莱所言：“明之亡也，吾母流涕累日，作绝命诗四章置衣带间，阖户自经，为家人所觉，故得免。最后莱补诸生，吾母忽忽不乐，复作诗一章，略叙其所以教莱者，以深有负于前四诗为愧。”[30]但乔可聘有没有也和梁以樟等人一样，直接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活动呢？ 与松隐一样频过宝应的阎尔梅，《明史》有传，该传又有万寿祺传附后。现就相关处略述如下： 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沛县人。崇祯庚午举人。赴史可法之聘，参军事，可法退保扬州，尔梅力阻之，又请空名告身数百纸，乘时布发，视忠义为鼓励，俾逋寇叛帅不得以逾时涣散，少有睥睨。策皆不行，遂贻以书而去。及可法殉节，尔梅走淮安，师入淮，尔梅率河北壮士伏城外，众惧阻，乃散其众，遁海上，祝发，称蹈东和尚。复走山东，联络四方魁杰，谋再举。又至河南，至京师，以山东事发被捕，下济南狱，脱走还沛。名捕急，尔梅乃讬死夜遁，凡十年，狱解始还。尔梅久奔走，历艰险，不少阻。后见大势已去，知不可为，乃还沛。万寿祺，字介若，世称年少先生，徐州人。南都破，江以南义师云起。沈自炳、戴之俊、钱邦芑起陈湖，黄家瑞、陈子龙起泖，吴易起笠泽，皆与会师，谋恢复。兵溃，寿祺被执，不屈，将及难，有阴救之者，囚系月馀，得脱。乃渡江归隐，筑室浦西，时渡江而南，访知旧，吊故垒。虽隐居，固未尝一日忘世也。顺治九年，卒。初，尔梅、寿祺同谋举事，一起江北，一起江南，先后相呼应。及事败，尔梅出走，思得一当。寿祺留江、淮观世变，不幸先死。尔梅独奔走三十馀年，亦终无所就。[31] 关于尔梅“走山东”事，《年谱》记载：丁亥，叶润山以黄冠来访。叶润山入山东榆园军，山人亦走山东，联络四方诸豪杰。其下有注，略曰： 叶润山名廷秀，山东濮州人，为刘念台高足弟子。榆园军起自明末，以濮州范县为窟穴，四方豪强啸聚其中，众至百万，几二十年，至顺治十二年河决官军乘之乃歼焉，丁戊之交榆园声势之盛可以想见，宜乎叶润山与山人皆欲假为绿林新市之资，以图南阳之役也。[32] 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有乔可聘《读书劄记》四卷，前有自叙，仅剩末页，幸有《书后》，其中云：“是书自序谓始读王文成全书，知有知行合一之学，又与润山叶子、几亭陈子互相切劘，知有居敬穷理之学。”[33]则乔可聘与叶廷秀之渊源有自可知矣。又，乔迈有《哭万年少归葬彭城》诗，娄县人姚椿在为乔迈遗集作序时说乔迈“尝避地至吾郡，交几社诸人。”[34]几社的主要成员正是陈子龙、夏允彝、徐乎远、何刚等人。则乔可聘与阎尔梅、万寿祺的渊源又可知矣。李清所作《乔可聘墓志》说：“弘光初，贺侍郎世寿署都察院事，素知公，独与予密议，请复公故官，兼掌河南道。”[35]贺王盛为贺世寿子，又与乔可聘为同年进士，则乔可聘与贺王盛之渊源更非一般人所能及。上所引何龄修《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始末》一文，因平一统出于榆园军，于平一统与贺王盛之联系渠道颇不能言其详。而综上所述，以乔可聘、梁以樟为中介，则可豁然贯通矣。于此亦可证乔可聘自明亡后，和梁以樟一样，也在从事着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联系到叶廷秀访阎尔梅是在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而王猷定来宝应也是此年，则所谓“鹤来”一说，犹恐是隐语耳。 因此，乔可聘“为邑令所构”，很可能是在平一统、贺王盛案发后，时任宝应县令的王仝春对乔、梁等人的活动多少有了察觉。王仝春是兰州人，道光年间刻《皋兰县续志》有传： 王仝春，字合阳，山左新城人。其先宦游西秦，宋末因元兵塞道，遂居皋兰。性鲠直，重义气，喜读书，通左氏春秋，精兵法，能骑射。顺治初，逆回犯兰州，练壮士百余人保乡里。贼势横，莫敢撄锋者，仝春挟弓矢，跃马独出，一发殪巨魁，贼引去。复设计诱余贼入陶穴，尽歼之。戊子，以选贡授司李。令宝应时，天下初定，民不知书，捐俸钱修孔子庙，立义学，置膏火田，文教日兴。案牍余暇，集胥役射圃，教之射，赏其命中者。时海氛甚炽，频海州县多残破，贼乘势围宝应。仝春度仓卒无救兵，与吏民百计死守，贼畏其射，不敢近，会戍部兵至，城得全。升淮安府司马，筑堤捍河决，民德之，谓其堤曰王公堤。升贵州遵义府知府，以事去官，卒于家。仝春工书法，八法尤妙，历官所至，民父老乞书满庭下，时人比之坡公判云。刻斗大千文于宝应学宫及心远堂法帖行世。[36] 此人事迹不入《康熙志》已属费解，而尤可注意者：“时海氛甚炽，频海州县多残破，贼乘势围宝应。仝春度仓卒无救兵，与吏民百计死守，贼畏其射，不敢近，会戍部兵至，城得全。”此事亦不载于《康熙志》。以王仝春任职宝应的时间，“时海氛甚炽”当即指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抑时宝应亦有起义师者以应之耶，如此则必与乔可聘、梁以樟等人有关。宜乎《康熙志》不录也。又，“乔岩”条所记顺治十一年赈灾事亦颇为蹊跷：“岩出粟为糜，食饥者日千余人，历冬春不倦。时邑人乔御史亦出粟赈救，而岩所出粟最多，存活者不可数计。漕督、都御史蔡士英奏闻，帝嘉焉，诏旌乔御史及岩。”岩出粟最多，但诏旌的却是乔御史及岩。颇疑此所谓“赈灾”王仝春或认为“资贼”也，蔡士英奏闻诏旌不过是上下其手罢了，资料阙如，姑志此存疑。但正是因为发生了“贼乘势围宝应”之变故，加之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事发，致使曾经任职过司李（即司理，主管狱讼刑罚）的王仝春，对乔可聘产生了怀疑，庶几可以无疑义矣。 四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在论及钱谦益与蔡士英之关系及何人为之介绍时，因缺乏史料，以吴三桂之宠姬八面观音吴亡后归蔡士英子蔡毓荣为解。但吴三桂反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已是钱访蔡后第八年。其实，陈先生已经注意到钱此行曾过宝应访同年李茂英子李藻先（字素臣），并且说：“至素臣是否与蔡魁吾有关，尚待详考。”[37]陈先生此可谓卓识，钱此行过访宝应正与访蔡有关，不过为之介绍之人不是李藻先，而是李藻先曾留之分宅而居的江西人李元鼎。 李元鼎，道光《重修宝应县志》有传： 李元鼎，字梅公，江西吉水人。明季官兵部侍郎。甲申后，侨寓宝应，筑苇庵于东门外居之，自称白田寓公。邑有大徭役、疾苦，数白于诸长吏，以苏邑困，人多德之。子振裕，受业张孝廉寅之门，成进士后奉父归，官至户部尚书。罢官后，仍侨居数年，卒。[38] 此传多有讹误。查其子李振裕所作《先府君行述》，略曰： 府君讳□□，字吉甫，号梅公。天启二年举进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升吏部稽勋司主事，调验封、考功、文选。左迁，里居十年。庚辰起补光禄寺良醖署正，升大理右寺正、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流寇之陷京师也，以闲曹获免榜掠。贼既败走，升太仆少卿、太常寺卿，乙酉擢兵部右侍郎，后坐荐人事落职。紫圅世父填抚津门，遂往就焉。世父以事被逮，府君以同居牵连颠踬，卒无怨言。及幞被南还，江西烽火未靖，遂止甓社湖。湖属宝应县，为府君乡试房师李淮南先生茂英故里也，先生第三子藻先与府君世好，遂分宅而居。顺治八年，被特召起田间，仍补兵部右侍郎，九年转本部左侍郎。有宣大总兵任珍者，复坐法，珍惧，辇金求行赂于京师者，于是一部两议，而拟珍重辟者，府君手笔也，未几辇金事闻，同日并逮枢部满汉堂司。上曰：“安有受人之金而拟人大辟者？”旨下，悉究罔诬，仍切责刑部比拟徇私显有情弊著申饬行。有劝府君申辩者，府君谢曰：“吾岂复求再入中枢堂耶！”信宿介行李次淮阳，感里老攀卧诚切，复休于泾水之上。府君日与二、三老友游衍荡漾其中，赋诗命酒，陶然自得。居五年，忽兴思丘垅，遂挈家归，时丁酉冬十月。[39] 而顺治九年，蔡士英正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夏四月丙午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兼管粮饷军务。李元鼎在为蔡士英作的寿序中说： 我蔡公魁吾，三韩之名硕也。天子嘉公镇抚江右绩最，特拜总督，董漕事，抚其地。先是，公为宪副，予适佐中枢，相见京师。公念疮痍未起，惄然以匡济为任，其抵掌任天下事，皆动关宗社生灵大计，余心仪为李伯纪、张德远之流。及公抚江右，余罢归，侨寓安宜，闻公治理，一一达诸江淮，余欢忭鼓舞而叹曰：“此固曩者京师之言也。”蓋人所知公者以才，在经纶之迹，而余所知公者以诚，在心术之微。诚之所极，气运因之，吾将以周、召之业卜公于将来，何酳爵之足云哉！[40] 此文显然作于蔡士英首任总漕时，而李、蔡关系之非同一般亦于字里行间历历可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不仅将蔡比为宋抗金名将李纲、张浚，而且更期待蔡能成为周、召。周、召除了是周成王时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并称外，更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周召共和时的周公和召公。据《史记》记载，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驱逐了残暴的周厉王，太子姬静避乱于召公家里，国人得知围召公府欲诛太子，召公劝阻不得，遂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国人，从而保全了太子的性命。召公和周公共同执掌国家大权，行天子事，以后又将国家大权归还周宣王。联系到崇祯朝覆亡的情况，不难发现此文所指，视此文为一封策反信恐不为过。钱谦益顺治十二年过宝应，李元鼎也适在宝应，钱至宝应实应为访李元鼎而来也，只不过李元鼎任过兵部左侍郎，树大招风，故钱诗文中只及李藻先而不及元鼎，亦可想见耳。 由此，蔡士英会援手乔可聘“为邑令所构”事也就不奇怪了。乔可聘与李元鼎同为天启二年进士，且同出后任崇祯朝兵部尚书的王洽之门。李元鼎在《寄祝乔圣任同年七十寿序》中说： 侍御圣任乔公与余同壬戌南宫籍，共出济上大司马王葱岳先生之门，雁行十九人今独公与余耳。庚寅始谢枢务南还，余乡尚未底定，幸余宗素臣因通家世谊，留余分宅而居，遂止八宝。虽再起再蹶，然先后寄栖，数易寒暑，以故风晨月夕得与公把臂谈心，间及一二往事，有非他人可得而闻、可得而知者。[41] 乔可聘七十为顺治十五年（1658年），李元鼎此时已回江西，仍致书祝寿，可见与乔可聘交谊之深。且其中所说“非他人可得而闻、可得而知”之往事，恐怕就是参与反清复明活动之事吧。故蔡援手乔可聘实应由李元鼎暗中操作。而王维诚为崇祯庚午（三年）举人，阎尔梅、万寿祺都于该年中举，且乔可聘本人就曾经典试过崇祯三年的山西乡试，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便是于是科中举，所以陈廷敬在为乔可聘作墓表时称“余伯父侍御公实出其门”[42]。由王维诚出面白于蔡士英，实与钱谦益以访李藻先为名如出一辙。 而钱为何直到顺治十二年才想到策反蔡，亦可证乔可聘“为邑令所构”事与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及三入长江之役有关。正因为在这件事上，蔡施了援手，所以钱才认为蔡有被策反的可能。如果乔没有参与钱策划的反清复明活动，钱谦益大概不会注意到乔“为邑令所构”这样的“小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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