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在少年时代有扶世济民之志。25岁时，推举为孝廉，担任东阳县长，抚养老人，养育孤儿，视民如子。这时候，有饥荒，担任州牧的陶谦请陈登担任典农校尉，妥善种植谷物，减少饥荒。公元194年（兴平元年），陶谦病死，陈登主持由刘备继任徐州牧，倾心拥戴。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吕布赶走刘备，袭夺徐州，自称徐州牧。陈登在名义上改属吕布，但对吕布为人深恶痛绝，思有以报之。公元197年（建安二年），陈登及其父陈珪设法解除了吕布与淮南袁术之间的联姻，削弱了吕布的力量。随后，陈登出使许都，向曹操面陈破吕布之计，深得曹操嘉许，被任命为广陵（原治今扬州市）太守。 广陵郡西汉时期属广陵国。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设置广陵国，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今宝应县部分）4县。今宝应县和扬州市区。后建置沿革时常更迭，到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广陵郡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凌、东阳、射阳、盐渎、舆、堂邑及海西11县。三国时，江淮之间为吴魏两国争斗的瓯脱之地，魏迁郡治淮阴县。东汉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广陵郡太守陈登移治射阳县。广陵太守陈登在当时将广陵郡郡治所在地移居到射阳县（治设射阳湖）其意何在，今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一、从陈登家庭出生看。其父陈珪是徐州下邳（今江苏睢宁）人，系东汉末年沛国丞相，陈家几代从政做官。由此可以推断，陈家在乱世混战年代能站稳脚跟，几代从政。证明家庭经济基础较好，实力雄厚，人才辈出，属于名门之家。陈珪生育两子，自然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更加重要，严加管教，日后有所作为。加之次子陈登自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智谋过人，深受家庭及当时社会和国家的器重。 二、从陈登为人处事看。良好的家庭教育造就他高尚的品质，为人爽朗，性格沈静，少年时有扶世济民之志。二十五岁时，举孝廉，任东阳县长。虽然年轻，但他能够体察民情，抚弱育孤，深得百姓敬重。建安初奉使赴许，向曹操献灭吕布之策，被授广陵太守，此间，安抚民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百姓安居乐业，“秔稻丰积”。 三、从陈登社会交际看。其父陈珪与东汉外交家臧旻（广陵射阳人）志向一致，有私交。臧旻，博学多才，曾任扬州刺史，匈奴中郎将，他曾多次代表东汉王朝与匈奴及西域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立了浓厚的友谊。在父辈交流中，时有表露出对子女的关爱和前程。而臧旻其子臧洪在年龄上年长陈登。曾任东郡太守实际是陈登的故乡所在地。此时臧洪主政东郡，为人雄气壮节，地方政绩卓越，深得百姓拥护。时陈登正当年轻，刚刚步入政治，学习前辈和臧洪的方度，应对社会。臧洪忠义，陈登孝廉，且文武双全，私交深厚，曾是真正的情义兄弟。《三国志》曾载：“陈登、臧洪并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洪以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 四、从射阳湖地域看。故人以古泻湖为泽国水陂，后习称射陂为射阳湖,西岸之陆的冈阜称射阳阜。射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春秋时（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北上伐齐，为便于军力和粮草的运输，自扬州开凿邗沟，东北通射阳湖。邗沟通航后，加上射阳阜又是屯兵驻马的好地方，区域优势更加突显。西汉六年（公元前201），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置射阳侯国。建国9年内项伯为保功业，筑墩练兵。唐朝名将尉迟恭平藩扫寇曾战马停驻在射阳。古代作战尤其首选水陆联运问题，我们定论射阳地域是以水路便捷，战船集结和作战，陆路可南北兵马于运动。 五、从射阳湖人文看。三国交替执政时代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其实并不多见，唯一古射阳这块弹丸之地产生了诸多的风云人物，令成长中的陈登十分敬佩。一是情义兄弟臧洪。公元195年，东武阳城攻破，东郡太守臧洪、东郡郡丞陈容被袁绍所擒，慷慨赴死。二是臧旻东汉政治外交家，政绩显著。三是“建安七子”之一陈琳,汉魏间文学家，陈琳系名存千古的文学家，具有卓越的情怀与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诗《饮马长城窟行》、文《为袁绍檄豫州文》皆为文学史名篇。陈琳生逢汉末动乱时代，一生三易其主，始终不改初衷，渴望建功立业。 六、从陈登就任表现看。广陵太守陈登上任后，移治于射阳县（治设射阳湖镇）。他明赏罚，重威治，使广陵松弛的吏治为之一振。为了筹划一支精兵策应曹操，他恩威并济，成功化解薜州武装，转为己用。同时，陈登很注意安抚民众，发展生产，不到一年，便使广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百姓深服陈登良吏之治政，对他既敬畏又拥戴，在当地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公元198年（建安三年）冬，曹操挥军东出，进剿吕布。陈登事先获知消息，由广陵出发，亲率精兵为曹操先驱，围吕布于下邳城。吕布以陈登三位弟弟作人质求和，为陈登所拒绝，反而包围下邳城得更加紧迫。吕布刺史张弘，害怕被连累，趁夜将陈登三弟放出回到陈登身边。吕布伏诛后，陈登因特殊功勋进封伏波将军，仍为广陵太守，甚得江、淮间民心。陈登任广陵太守时，治政有方，民赖其利，百姓对他感恩戴德。 以上六点推论，广陵郡太守陈登选择射阳湖古镇为郡治所在地，其目的是政治维系、扶世济民在前，社会感情、个人前途在后。志书记载：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广陵郡太守陈登治射阳时，一度为广陵郡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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