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两大才子，文坛大家朱曰藩，博学多才，以诗歌文章闻于当世，著有《山带阁集》三十三卷，存于《四库总目》。小说家吴承恩，一生创作，诗集《射阳先生文稿》、神话小说《西游记》。今所说的就是朱曰藩和吴承恩其人其文，并对两位先生的大号作一些探由。 一、射陂先生其人。《宝应道光志》载：朱曰藩，字子价，号射陂。嘉靖23年进士，授乌程县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历礼部郎中，出知九江府。令乌程，多惠政，以廉称，宿蠹积害，爬梳靡遗，公廨前酒肆一空。性耽风雅，未尝以官事夺时。谓小民十年兴废，人呼“真父母”。治九江时，岁饥赈贷，多所存活。新濂溪书院，课诸生。会景藩之国，巨细悉经画，因病不支，卒于官。囊无余貲。时御史桑乔寓九江，纪其丧，为文状之。归舟载图书数簏而已。祀乌程名宦祠，邑乡贤祠。朱曰藩，出身于宝应书香仕宦世家。其父朱应登是“弘治七子”之一，由于家学渊源，朱曰藩“幼而解音律，作诗句卓荦不群”，“不屑屑章句学，暇则读古文，学为古歌诗，驰志建安黄初间”。嘉靖二十三年（1544），朱曰藩进士及第，授乌程令。嘉靖二十八年（1549）冬，曰藩由乌程令改官南京刑部，此后直到三十八年（1559）擢九江知府。可贵的是，朱曰藩在学术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又注重同学术名人交往，接触，做官上保持清正廉洁，体恤安民。他的一生是以“君子之学有诸己，效用于时，随其分之所至，皆足以惠泽吾人”的用世精神，以“凡身之通塞、资之崇卑，胥不顾焉，自尽吾心而已矣”的人格操守和“民有大患，以身捍之”的非常勇气而著称。去逝时，除了几箧书籍，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以至于丧事都无法办理，是一位谪戍九江的同乡资助，才得以扶柩归里。后载入《明史•文苑传》，意思为：朱曰藩，文坛大家，一代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勤廉一生，且入祀浙江乌程、江西九江名宦祠和家乡乡贤祠。这就是明代宝应人，九江知府朱曰藩，应值得我们今天做人做官做事借鉴学习。 二、射阳先生其人。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少时就喜爱神话传说故事，文思敏捷，性格幽默诙谐。虽然博学多闻，才华出众，但科举功名却很不如意，仅作过一两年县丞便辞去百职，专意从事文学创作。一生创作丰富，因家境贫寒，又无子嗣，作品多散佚。神话长篇小说《西游记》是其传世佳作。《射阳先生存稿》诗文集，共四卷，明万历17年刊刻。吴承恩虽生活在复古风气弥漫一时的时代，但其诗文均能自出胸臆，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独立成家。 三、射陂、射阳先生起号探由。“号”是人的别称，又叫“别号”、“外号”，古人常用。其实起号在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我们可以分析朱曰藩、吴承恩两人在号的称呼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政治立场的深刻寓意，时代强烈的抒情色彩，与众不同的个人性格。笔者近日查证相关文史资料可以反映三个论点： 一是射陂、射阳属一个地名，乃今宝应县射阳湖镇。明前朝才子朱应登，官宦世家，子朱曰藩，比吴承恩稍大，正在读书。朱识吴，大加赞赏，立即邀请承恩去他们家与朱曰藩一起读书，表示将他们家所藏的图书都可以对吴承恩开放。朱曰藩后来考中进士，官至知府，也成了吴承恩的终生好友。而两人读书好地方是射陂草堂（前生不是射陂草堂，后朱曰藩成名并修筑易名，宝应县道光志载文）。陈文烛《花草新编序》中记载：“汝忠工制义，博极群书。宝应有朱凌溪者，弘德间才子也，有奇子曰子价。朱公，爱之如己子，谓汝忠可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陈文烛称他们为“射湖之上,双璧竞爽”。张雄飞的《古本西厢记序》中说：“又余所雅游者，谢湖袁君、丹崖杨君、射陂朱君、射阳吴君……一时交往皆好古知音之士。”这里的朱君是朱曰藩，吴君即吴承恩。由此认定两人相伴而读，并对射陂、射阳这一地名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二是射陂、射阳之意先生领会深透，乃日射洪涛之射陂。这一湖沼，存在地球表面，曾经历沧海桑田，依然渺渺湖光，面貌一新。事实如此，两人日后虽功名身份不同，但个人行为和作派好比射陂之水洪涛奔流，射阳湖光灿烂普照，给时代留下永远的记忆和宝贵的文化资源。朱曰藩和吴承恩也像那个时代的所有读书人一样学而优则仕，幻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华，期待通过封建科举制度登上锦绣前程。然而吴承恩却像古代许多大文豪一样，才华横溢，却屡屡名落孙山。吴承恩在《慰友人》诗说：“不为一夫行四时，功名富贵自有命，必欲得之无乃痴？……岁华推移如奕棋，今我不乐将何为？……赠君奇方君听之，问取君家金屈巵。”。他劝友人与其汲汲于功名，莫如及时行乐。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功名富贵的鄙薄。残酷的现实，不停地碰壁，吴承恩终于走向绝意仕途，耽心文学的道路。而他的好友朱曰藩却科场顺利，少年得志，早早就坐上了九江知府的位置，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对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对得起自己的十年寒窗苦了。当朱曰藩孜孜于官场，汲汲于名利时，朱曰藩有诗《赠吴汝忠》曰：“眼前时态日纷纷，物外心期独有君。最喜相思无远道，即从欣赏得奇文。”，“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莫云。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谩比终军。”吴承恩则以《赠子价》回报之：“我爱朱郎龙凤种，即今诗思逼刘曹。玉鞭紫气瞻风骨，金殿春云照羽毛。”，“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投君海上三山赋，赠我花间五色袍。”意思是朱曰藩称赞之余的责备，吴承恩称赞之余对官袍不感兴趣，钟情于“海上三山赋”之类的奇文。初步论定两大才人实属对射陂、射阳之意领会深透，引导先生起号色彩分明。 三、故城射阳湖地理人文孕育才子，乃推动文脉传承和造就。朱曰藩射陂诗一首：“青青陂上水，草田常不区。汉属广陵郡，乃产臧陈徒。沙滩排万马，烟海失群凫。目极茆檐下，歌长费酒壶。”充分表明了他对古射阳历史地理的了解和人文的敬重。事实证明，宋代范仲淹《过射阳湖》：“渺渺指平湖，烟波急望初。纵横皆钓者，何处得嘉鱼。”元代萨都剌《过高邮射阳湖》：“飘萧树梢风，淅沥湖上雨。不见打鱼人，菰浦雁相语。”现不知多少诗人为射阳湖写下绝唱，正如扬州市委党史办杨俊所讲：“汪然含情射阳湖”。三国交替时代还有诸多风云人物，情义兄弟臧洪陈容。公元195年，东武阳城攻破，东郡太守臧洪、东郡郡丞陈容被袁绍所擒，慷慨赴死。东汉政治外交家臧旻，政绩显著。“建安七子”之一陈琳,汉魏间文学家，系名存千古的文学家，具有卓越的情怀与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诗《饮马长城窟行》、文《为袁绍檄豫州文》皆为文学史名篇。而陈琳生逢汉末动乱时代，一生三易其主，始终不改初衷，渴望建功立业。移治射阳湖的太守陈登，扶世济民，文武胆志，民众称为“东方良吏”。所有这些，令学中的两人敬佩。20岁前的吴承恩《射阳先生文稿》诗集已成，按年龄推算，他的大部分文稿是在和朱曰藩相读时就完成，只不能不说射阳湖良好的地理人文环境更易孕育良好的人才和个人品格。启示先生起号贴紧实际，服务当代与社会。至于淮安此地原有射阳县名，分析断定就吴承恩的性格和抱负不可能有政治投机的行为和想法，不可能用“射阳县”地名之意起号用号。 鉴于以上三点，明末两大才子所起所用大号实为因地名射陂，射阳而染，算是笔者粗浅见解。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过射陂草堂》云：“客有孔融刺，君还徐穉床。著有深草色，悬壁竞湖光。意气重温简，郎官岁月长。孤帆瞥于鸟，别路意难忘。”，表达了对朱曰藩很高的评价和怀念之情，算是明家对射陂、射阳的印证。 注：以上参考和借用了相关文人的大量资料，敬请担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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