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道光志》载：射陂草堂，在射阳湖西侧，朱曰藩筑。话要从朱曰藩祖辈朱讷说起，曾让子应登学艺经商，然不从，唯求学。无法之下，朱家在积聚并稍有财富时到宝应东乡租地开垦，建廒一座(今射阳湖镇射南村境内)。其实朱家在当时种地并没有人种过，不过地又租给当地老百姓种，每到收获时，收租地的粮食入仓廒，农闲时运到县城加工卖给城里人。而朱家的实际内心想法是男人在外多，女眷在家，唯一要让子孙成人成才就必须远离父母安心读书。便有了仓廒和书斋。学时吴承恩曾去过书斋与朱曰藩一起读书。到了朱曰藩40岁时，人生大悟，无心置业，接济穷人，而专心诗文和交友，将仓廒书斋一同筑成草堂，取名射陂草堂。笔者，近日查证相关资料和实地调查，对明代文坛大家朱曰藩筑射陂草堂产生的基本根源作其探讨，仅供参考。 一、传统家学家风的影响。朱曰藩的曾祖父朱瓘，自洪武年间为避乱随大人们迁徙到宝应湖西居住，小时诗书闻名乡里。祖父朱讷，中举人，赠封户部主事。其父朱应登，字升之，号淩溪先生。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进士，诗宗盛唐，格调高古，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称“十才子”，又为“弘治七子”之一。历陕西提学副使，迁云南布政使参政。好的学风还有好的家风，朱家历代崇尚自由，淡伯名利，不以官事相夺，喜欢园居交游的家风，影响朱曰藩，并在后来做事做官言行上得到真正的表现。 二是结伴吴承恩同读的感受。朱曰藩，比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稍大。其父朱应登识吴时，大加赞赏，即邀请吴承恩去他们家与朱曰藩一起读书，表示将他们家所藏的图书都可以对吴承恩开放。朱曰藩后来考中进士，官至知府，并成了吴承恩的终生好友。朱曰藩任南京刑部主事,吴承恩为了家庭曾在南京苦读10年。期间两人在一起经常交流思想并互赠诗文，聊表个人情感．由此认定两人从相伴而读到南京相遇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而吴承恩的待世行为更影响了朱曰藩。 三是追求杨慎的认知风格。杨慎，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明代文学家。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朱曰藩诗学杨慎，善于修，有造诣。杨慎主观为真情,而朱曰藩主观为可知.应该说两人皆为重视真情所在。后经名人介绍,两人结交并成为“千里神交”的同道知音。据朱曰藩《人日草堂诗引》曰：杨慎在江阳时曾把自己的画像寄给他。朱曰藩很敬仰杨慎，将一些要好的文人召集在一起，各人赋诗一首，以致留下“草堂礼像”的佳话。同时，朱曰藩在为官内，每到一地都要结交名人才子。授乌程令，与刘麟等结社岘山的湖州文人。改官南京刑部，与何良骏、黄姬水等人形成金陵学派。 四是敬重罗洪先的云游精神。嘉靖八年（1529），明代理学名家罗洪先进京赴试，路过宝应，朱曰藩、罗洪先两人相见遂定交，后书信常来往，“讲修身立命之学”。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江西省吉安县青原山，罗洪先与阳明后学的代表人物邹东廓、王龙溪、钱绪山等人举行大会，朱曰藩不仅参加，而且与罗洪先以吟诗倡和交流道学。任九江知府后,得知罗洪先隐居石莲洞还有“石莲书院”。于是，在九江重修濂溪书院，以群诸生，并在学术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做官上保持清正廉洁，体恤安民。 基于以上四点说明了朱曰藩一生执著追求文学，做官虽到过三地，但从不放弃，直到逝时，还有几箧书籍，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以至于丧事都无法办理。明代理学名家罗洪先曾写《九江知府朱射陂墓志铭》（载宝应县康熙志），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诗《过射陂草堂》，给予朱曰藩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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