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士大夫似乎有建置私人园林之好，宝应的士大夫也不例外。明、清以来，宝应知名的私家园林就有八十余处之多，仅乔氏家族在城乡所建的有十三处，纵棹园最为著名。 康熙二十六年（1687），时任翰林院侍读的乔莱因河臣之议触犯权贵，深遭忌恨，而被罢官南归后，于县治之东北隅购得一区隙地，治以为园，名曰“纵棹园”。此后，他“每午餐罢，辄刺船来园中，巡行花果，课童子，剪剔灌溉，瀹茗焚香，扪松抚鹤，婆娑久之而后去。有佳客至，则下榻焉，琴奕觞咏，陶然竟日。”（《纵棹园记》·潘耒）过起了优雅闲适的隐士生活。不难看出，纵棹园虽是乔莱所治，仅是其游闲之处，而非起居住所，那他的住所在哪里呢？ 现在的宝应老城区内，还有两个冠以乔姓的地名，一个是北门外的乔家巷，一个是贯通西三元巷与军民街的乔家园门。乔家巷是因乔兆栋居此而得名。乔兆栋，本邑广洋西决溪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与宝应状元王式丹同榜高中，曾任西林知县，建万竹山庄于乔家巷。而乔家园门，据老人回忆，古老的巷牌是“乔家辕门”。辕门，《辞海》释义：“古代帝王巡狩、田猎，止宿在险阻的地方，用车子作为屏藩，出入之处，仰起两辆车子，使两车的辕相向交接，成一半圆形的门，称“辕门”。……后也指领兵将帅的营门及督抚等官署的外门。”乔莱从未任过武职，也非领兵将帅，家门何由称为辕门。《县志类编》载，清顺治三年（1646），宝应出了三个武进士，其中有位乔嘉猷，曾任台州守备。“乔家辕门”或是这位守备大人的府第亦未可知，但绝非乔莱的家园。《县志类编》载：“在县桥东朱士彦宅西，即乔莱故居。”又载：“陶园，在城内官巷北。……后莱买宅城中，与园只一巷隔。”由此可知乔莱家园的大概位置应在官巷南，县桥东，朱士彦宅西。 县城内，沿中大街向北，穿过叶挺路再向北，有个东西向的巷子叫“官巷”，百年老店“震丰园”曾设于此巷口西首。明末至清康乾年间，官巷南北两侧区域，以一过街小楼相连，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这便是乔氏家族的府第。巷北是陶园，巷南即是乔莱的住所——乔侍读家园。现在的位置，大约在县城叶挺路医保中心和老邮电宿舍大院一带。在它的东边，就是解放后做过青年讲座和教工食堂的高门台，后改建新华书店的朱士彦祠堂，祠堂西边即朱家旧宅，至今，小巷深处尚住着朱氏后人。清道光年间，乔侍读家园归朱氏，改名亏园。 明天启二年（1622），乔可聘考中进士做了官，在城内县桥之北修建了陶园，园内又建有醉陶斋、容安堂、梦花轩、留云待月之楼等，有古藤一株，荫覆其上。他也常时居此，并撰写了《醉陶斋诗》和《醉陶斋随笔》。因该处所住的乔家，三代进士，两代做官，久而久之，这个巷道被称为官巷而沿传至今。南明弘光亡后（1645），乔可聘筑柘溪草堂于柘沟，自号柘田逸叟，过起了隐居生活。那年乔莱仅四岁。康熙六年（1667）乔莱得中进士，从此步入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 《县志类编》载：“陶园，在城内官巷北。乔莱课子处。……后莱买宅城中，与园只一巷隔。莱归田后，筑过街小楼通之，宾客往来咸萃于此。”由此可见，乔莱买宅建家园有两个过程，第一阶段当在康熙十一年（1672）“以父老请归终养。寻丁忧，居丧尽礼。”（《翰林院侍读乔君墓表》·朱彝尊）时。他为了陪伴年迈的父亲乔可聘，在柘沟的柘溪草堂北建了别有园，园中“荷塘百亩，中有土丘，筑屋数间，叠黄石为假山，杂植卉木，水廊十数楹，曲折达草堂后。”（《道光志》）同时，又购买了与陶园一巷相隔的城中宅。当时，他还寄希望于服除后官复原职，回到京城宣武门斜街之南的寓所一峰草堂，所以对宝应家园的修缮并不在意。在被罢官南归之后，为了将归田的日子过得舒适一些，便开始了他在宝应的第二轮的实际意义上的大兴土木。他在家园内建了乐志堂、得此山房、老树斋、花浮阁、晚香楼、香雪亭、不波船等，为了将家园与陶园连成整体，便筑了过街小楼，跨过官巷使两园相连，把陶园辟为课子读书之处。两大宅园和纵棹园都成为他与朋友荟集交游的场所。 罢归后的乔莱，闲居于运河之畔南北冲要的家乡宝应，据说，凡公卿有过之者，咸邀觞咏流连，几无虚日。招待客人的家酿佳酒“乔家白”，玉注银倾，醇香飘溢，更是让客人赞不绝口。而乔莱则“性不饮酒，好观人饮，竟席不倦。”（《翰林院侍读乔君墓表》）他居家的言行举动也随着他好客之名，不胫而走，声传京畿。他还写信给曹禾，约朱彝尊、潘耒、严绳孙、秦松龄等人，每年新春渡江为看梅之举，东南胜事于斯为盛。他交游的这些朋友，多是明朝遗老之后，且都是在乔莱罢归前后被罢黜降归的，而江浙一带又曾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乔莱他们的士绅大夫聚会，从不掩饰，毫无韬晦，似乎还有点张扬。聚会的中心地就在宝应的乔莱的园林，这就不得不为统治者所猜忌。尽管乔莱已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居乡期间“归而裹足掩关，绝口不谈世事，……赋诗饮酒为乐，”积百有余日编成《康熙县志》大要，“家居七载，无片扎入长安。……惟桑梓利病，如筑子婴堤，启闭涵洞，募派夫役等事，侃侃为当事言之，常得所请，乡里多蒙其利。”（《县志类编》）其实，为老百姓的话说多了，往往当政者不一定欢迎。康熙二十八年（1689）春，玄烨车驾南巡，途经宝应，特地将乔莱私家戏班召至行在，还因乔氏家伶管六郎姿伎双绝，钦赐银项圈一只，乔家班从此便美名“赐金班”。表面看，这是皇上的嘉奖，实际上透露出了一个政治信息：乔莱罢归后在家乡的活动仍在康熙的关注之中。加之京中那些“衔君者犹螫之不已”，果然，问题终于来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春，乔莱奉诏入京居住。这就是针对当时江浙士绅日益膨胀的集团势力，康熙刻意采取的予以调控的政治手段。同年奉诏入京的还有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皆为江南士家大族。乔莱至京后居未半载而病卒，生前再也没有能回到他宝应的“乔侍读家园”。朱彝尊在《翰林院侍读乔君墓表》结尾前说：“自唐、宋、元、明以来，词臣之以言获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毙于狱，或殒于杖下，论世者衋伤焉。君遭遇盛时，片言动圣主之听，乡党之患既释，返初服而退，可不谓荣焉。方其再召留之京，安知非别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尔。”一方面给乔氏儿孙一点安慰，另一方面为死者全身而去而庆幸。实际上，作为乔莱的挚友，他比谁都清楚当时境况之凶险，内心里在为我们的侍读大人捏着一把汗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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