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一宿庵位于县城南门外罗巷口之南，其得名由来，据《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的《扬州宗教》：“原名松圆兰若。清乾隆年间，高宗乾隆皇帝南巡路过宝应，曾在此庵住过一宿。此后，该庵住持石吼，便将松圆庵改名为‘一宿庵’。”此显为附会之说，因为康熙二十九年乔莱编纂的《宝应县志》已然记载：“一宿庵，在南门外，明隆庆五年建，愿田卞家湾八十亩、槐楼涧一顷八十亩、附郭八十亩。”前人之名怎么会得自后代呢！ 一宿庵又称松圆庵，此说出自道光二十一年《重修宝应县志》，原文为：“一宿庵，即松园庵，在南门外，明隆庆五年建。”文下自注曰：“国朝朱赛《松圆兰若》诗：‘匏叶山庄绣佛前，匏翁常对石公禅；生天成佛今何处，春草黄杨记闰年。’‘窗前遗像壁间诗，二老风流俨在兹；一盏秋灯两行泪，西堂蟋蟀夜凉时。’‘天童飞锡渺天南，钟板销沉一宿庵；剩有苦瓜公案在，十年重与后人参。’”似乎在说明“一宿庵即松圆庵”的说法来自朱赛。 朱赛，字祈年，号南楼，生卒年不详，约与乔莱之孙乔亿（1702～1788）同时。他出自宝应界陶朱氏，祖父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朱扆。扬州市图书馆所藏其《佛影屠苏诗集》，收有这三首诗，题作“松圆兰若拜石公遗像，壁间有先大父《秋日一宿庵石公招食苦瓜》诗手迹，拜读之下，泫然有作，兼示石公弟子贡上人”。在第三首之末，自注曰：“庵在吾邑南门外，兴化陆西星先生题，取‘浮图不三宿桑下’之义。石公浙人，住静于此，大父罢官后往来最契。戊申春，雪鸿大师讽大吏迎公，遣主天童，公遂去，然非其志也，旋示寂。” 朱赛见到的“一宿庵”庵名，乃陆西星所题。陆西星，字长庚，号潜虚子，又号方壶外史，明扬州兴化县人，生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卒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说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道教内丹派东派的创始人。据孙楷第、张政烺、谭正璧、柳存仁诸先生论证，《封神演义》即为陆西星所作。隆庆五年（1571）陆西星52岁，说明一宿庵创建时即为此名，并无改名一说。 值得注意的是，“一宿庵”又作“一粟庵”，康熙五十四年（1715）秋，朱扆为住持石公的诗集作序，文中即称“一粟”。石公即石吼元彻禅师，为禅宗南岳下三十四世临济宗木陈道忞的再传弟子，释达珍（1731～1790）编《正源略集》记载：“天童石吼彻禅师，越州山阴童氏子，博士弟子员。依兜率院子贤和尚薙染，造真州五台静观律师圆具，参灵远应，亲炙十有二年，遂传衣宝应一宿。年七十二，值文觉禅师坚请，主席天童。……。乾隆戊午五月二十七日示寂，世寿七十七，僧腊五十二。《语录》五卷，行世。塔于天童之阳。”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修天童寺志》亦有相同记载，在“历代住持题名”表中列为临济三十三世，住持年代为清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三年（1733～1738）。 天童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乡的太白山麓，为我国“五大丛林”之一，号称“东南佛国”。石吼禅师能住持该寺，固然有其系临济正宗法嗣的缘故，亦与当时雍正皇帝的宠僧文觉禅师雪鸿元信的鼎力推荐有关。据王钟翰先生考证，雍正年间的“阿、塞、年、隆诸大狱，皆由文觉禅师主谋”，而乾隆即位后“严饬僧人，皆放还山；独令文觉徒步南行，且年逾七十矣”。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70大寿时，曾奉命往南朝山，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官员膜拜如弟子。文觉与石吼都是道忞门下“元”字辈，应该就是这次南行促成了石吼禅师“主席天童”。由于文觉在乾隆甫即位便受到打压，故乾隆年间的朱赛称“主席天童”不是石吼本人的愿望也是人之常情，惟戊申年为雍正六年，恐怕这是石吼离开宝应的时间，而非任天童寺住持的时间。 在石吼禅师住持前，一宿庵似无法嗣传承，这在朱扆作的诗序中便有所反映：“一粟滨大河，近驲馆，纷与杂并，而护法者且无专主，居者难之。自石公来而规橅一变，盖其居之以静，持之以恭，有道气象，人莫不爱而敬之。”而在石吼禅师住持后，则成为禅宗临济正脉。据《正源略集》，继石吼禅师住持一宿的依次为默庵成言、峄岫佛旭、霈沧祖霖，他们是石吼禅师的弟子和再传、三传弟子。祖霖禅师俗姓汤，是宝应县城人，他曾在“请佛上座小参”时说：“即此是佛错，即此非佛错。一粟，只得将错就错。何以故？本来无位次，今日强安排。”从祖霖禅师的话来看，“一粟”应当是一宿庵庵名的别传。 其实朱赛并未将一宿庵叫作松圆庵。“松圆兰若”是指松园里僧人修行的房屋，“圆”字当为“园”字之讹，《正源略集》记载佛旭禅师逝后就“塔于本邑之松园”，这里是石吼禅师的另一位弟子、默庵成言的师兄弟、佛旭禅师的师叔释贡植成楷、也就是朱赛诗题中的贡上人曾经闭关的所在。成楷禅师、佛旭禅师都是朱赛化外之交，《佛影屠苏诗集》中有写给他们的诗作，其中有一首诗题就是“端上人结茅松原，闭关三载，今夏数以书见邀。忽风雨大作，又不果往，作此报之”。“端上人”也是成楷禅师的尊称，知“松圆兰若”即其于松原闭关之草茅的雅称，其所在地乃称为松园。可见“松园庵”似为一宿庵之俗称，非由松园庵改名为“一宿庵”也。成楷禅师后来住持仪征资福寺，与其师石吼一样，他也是一位诗人，朱彬编的《白田风雅》收有他们的诗作。 考察民国《宝应县志》关于一宿庵和石吼禅师的记载，颇能予人以启示： “一宿庵，即松园庵，在南门外。明隆庆五年建，国师名石吼出其中。愿田卞家湾八十亩、槐楼涧一顷八十亩、附郭八十亩。清道光年间，僧雨南设钟板。宣统三年，僧天泉请藏经，改敕建。” “僧元彻，字石吼，浙江山阴人。住宝应南门外松圆兰若，兴化陆西星先生取‘浮屠不三宿桑下’义，改题曰‘一宿庵’。元彻住锡时，适诸暨令朱公扆罢官归，交最契。雍正戊申，僧雪鸿讽大吏，延主天童法席，非其志也。旋示寂。能诗，刊有《未筛集》二卷，《语录》入大藏。” 将这两条记载与本文收集的资料相对照，其讹误之处及致误原因显而易见，读史可不慎哉！石吼禅师的宗教地位，无须借助国师的名头来证明，宝应一宿庵自身便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没有皇帝来住过一宿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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