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应，地处江苏中部，京杭古运河穿境而过，由于域内地势低洼，遍布五湖四荡，加之河沟纵横，素有水乡泽国之称。 自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九年(1670年)十余年间，因黄河时而堤决，淮水几度东下，加上雨季大雨滂沱，县境水灾频仍，宝应一直成为重灾区。当时村舍土地俱淹，百姓啼饥号寒，流离失所，一片惨状。康熙八年(1669年)山东原淄川进士孙蕙(树百)至此“冲疲灾邑”任知县。新官上任，既要赈灾救民，又要处理案卷文牍，应接不迭；加上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身边亟盼能有个贴心的文人雅士帮助处理公私事务。后经恩人赵金人(晋石)举荐，于到任的翌年，便盛情发函聘请同乡、同窗、好友蒲松龄，来宝应县衙做幕宾。 山东淄川(今淄博)人士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因屡试不第，加之兄弟析箸后，他与妻子刘氏连同三个孩子(二子一女)全家五口人居于三间农场老屋里，连院墙都没有，过着“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的清苦生活，因“家贫不足自给”，又经外甥赵金人(晋石)从中撮合，便于康熙九年(1670年)庚戌秋九月，应聘至宝应入同邑知交孙蕙幕。孙蕙素来仰慕蒲翁之才华及为人。聘蒲翁来宝，颇受孙的礼遇，有时宴饮孙便请蒲翁作座上客。蒲翁协助孙蕙处理政务，捉刀文牍。 蒲翁案牍甚为劳苦，用了不少精力为灾难深重的宝应人民歌哭，济民厄难。诚如他自己所说“利既不属，名亦罔归，连连作苦声于终夜，诚可笑而可嗤”。他见县域灾情深重，便在当年腊月廿日为孙县令作《劝谕文》，在文中歌哭道：“不意残冬雨雪，霪滴连朝，饿鬼僵尸，踵踵相接，诚耳目所不忍闻睹也!现今奄奄垂毙者，遮道啼号，良可浩叹! ”…… 他在宝应七阅月(当年九月至次年三月)，佐助孙知县实施了不少爱民惠政。第一，宝应城西有一明代传下来的“官塘”，蓄养佳鱼———鲈鱼，品味鲜美，专供达官贵人宴享。蒲翁关心人民疾苦，反对暴政鱼肉人民，他目睹民不聊生的现状，便建议县令舍“官塘”为“放生池”，又为孙蕙代撰《放生池碑记》，云：“用民力而穷己欲，所需几何，……夫苛任几欲，欲生贪，贪生杀，……工役之兴作，庸讵有惜民力而珍恤者乎? ”同时，勒石立碑，以警后人。除碑记外，蒲翁又吟《放生池成喜赋》：“纲钓分明记圣人，漫贪口腹又何因。易牙曾许齐君王，避蚁还称宋帝仁。未必大江苏涸鲋，且教方沼畜修鳞。而今贤令怀诸暨，入梦维鱼竞若神”。第二，如前所述，鉴于宝应境内地势低洼，古运河土堤时常溃决，造成水灾频发，饿殍遍野；再加上百姓遭受繁重的疏河修浚之役，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民工浚河修堤时无粮果腹只能嚼芦根充饥。蒲翁劝孙县令解民倒悬，并为其出谋献策，巧用户部文告，据理力争，摆脱河道御史催工威逼，开仓放粮，赈济贫民。第三，当时宝应里甲疲敝，驿站圯废，徭役繁重，民不堪扰，蒲翁为民请命，并拟文帮知县向上司哀请道：“里甲之役敝也，河道之雍塞而驿递之繁难也，又兼以数年之前已竭之民力，值千古未有之奇荒，真如千百万片之破甑……”请求州、府拨款修补驿站，结果得到了上司同情，拨补驿站，减轻了县邑负担。第四，蒲翁还鼎力为孙蕙县令献良策，劝谕本埠殷实富户救灾。他在拟就的县衙文告中写道：“唯凭量力捐施，百千固属大德，即升斗亦是菩提”。经此动员，大户、中户纷纷解襄，捐款、捐衣、捐物，救活了不少灾民，百姓无不称颂。 蒲翁游幕宝应期间，还目睹朝廷钦差大臣出巡，车马塞道，舟楫填河，随从前呼后拥，爪牙恣意肆虐，唾面诟骂县令，无理鞭挞驿吏，苛敛人民，强索财物，中饱私襄的丑恶行径。他觉得宝应虽为“弹丸蕞尔之邑”，然而官场亦很腐朽，各方官吏横征暴敛十分严重。康熙九年十一月初，一直仗着县大势众的邻邑淮安知县王克己，处处寻衅胁迫。那时，自称是王县令的家丁数人，来宝应境内寻衅滋事，这伙人佯装醉酒还耍无赖，不但殴打本邑征粮差役，而且还阻粮入仓，意欲掠夺。孙县令与蒲翁为伸张正义，旋着人将寻事者缉拿，略施以薄惩。谁料为首者乃怙恶不悛，竟在县衙中勾结群凶而大打出手。孙、蒲二人忍无可忍，认为这伙歹人目无王法，直同于叛逆，便令差役将暴徒监禁候审，并致函王知县通报了案情。蒲翁辅助孙蕙秉公办理此案，可谓鼓舞了“弹丸蕞尔之邑"一一宝应人民的士气，也凸显了蒲翁不畏强势、刚直不阿的“风骨”。蒲翁面对**的官场内幕，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愤而写作《大人行》：“尘霾暗天白日黄，庐儿狰狞噪官堂。……既责清介望循良，卖男贴女安足偿!”把钦差大臣视为鱼肉人民的虎狼，深刻地揭露了达官贵人的丑恶行径。他在宝应还写过一首《挽船行》：“箫鼓楼船帆十幅，百夫牵挽过茅屋。屋中男妇饥不餐，船上猎鹰饱食肉。屋中男妇少完衣，船上健儿贱绮谷。但闻船上箫鼓声，莫听屋中男妇哭”。此诗，可与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媲美! 蒲翁游幕宝应期间，计拟书启、文告80余件，收在他的《鹤轩笔札手稿》中，其内容大多是写给上司省、府及州、县官员与故旧的书札，其中涉及公务的，如赈灾、河工、驿马、征粮，以及庆贺、喜迎等方面，并有私交请托等内容；还有少量的为宝应县衙发布的呈文、谕文，内容包括劝谕救灾、劝民息讼、严肃赈纪、警励士风、安民守法、以清盗源以及请补赈粮、请补驿站等。另外，蒲翁还留下诗作多首，后收在他的《南游诗草》内，主要有《七律·寄家》、《七律·堤上作》、《漫兴》、《感愤诗》等首。 康熙十年(1671年)秋，蒲翁因不满官场生活；加之水土不服，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又因要参加第三次山东乡试；故而毅然辞聘离别宝应返归山东故里。蒲翁游幕宝应虽不到一年时间，然而他在宝应“爱惜民力兴利除弊、为民歌哭济民困厄、愤世嫉俗刚直不阿、洁身自好清廉自守”为百姓做的各种善举好事，以及他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的高贵品德，已在千年古邑———宝应传为佳话，不胫而走；其流风余韵，沾丏后人。蒲松龄在宝应的办公旧址以及他用过的古井，至今尚存于原宝应县政府的大院内，此等便足资佐证。 徐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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