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有点名气的车前子，在我们宝应本地的《八宝亭》文学季刊上发表了《河》及《巢经巢》诗二首。还有月色江河对他的采访。诗固然读不懂，就连采访也故作高深，不少地方使人不理解。倒是有一句话很有水平：“最满意的是写给自己的诗，不给你们看。”因为这句话代表了大部分当代诗歌的创作思想与他们对诗本质的理解。既是写给自己的诗，当然也就不顾及读者的认识与感受了。这样的诗也当然自绝于读者，对于诗歌界也就毫无意义。 我们不妨看一看车前子的《河》。《河》中有这样的句子：“火，唾沫一样，鲜活的嘴唇上波动。”我不解的是：“火”怎么与“唾沫一样”？“火”又怎么在“嘴唇上波动”？这个“火”与“河”又有怎样的关系？当然，像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 余光中说：“诗不是思维逻辑，而是感情逻辑。”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车前子的诗又符合怎样的感情逻辑？ 当代诗歌最严重的问题是看不懂。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猎奇为新”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很像当代书法的“以丑为美”。具体地说，当代诗歌有三个方面追求：1、追求陌生化，差异性；2、追求无理之趣；3、追求诗的张力。 这些追求目标并没有错。诗是要变革，不变革就没有生气，没有生命。在中国，诗就发生了四次重大变化。从唐诗变为宋词；从宋词变为元曲；从古诗变为现代诗。这四次变革都是成功的变革，因为这些变革既适应诗歌发展的需求，又保持了诗的本质。而当代诗歌的变革（指主流诗歌）又为什么失败呢？因为它违背了诗歌发展规律，变化过度（魔幻过度、移情过度、语言肢解过度），以致失去了感情逻辑与诗歌的本质。从根本上讲，这并不是诗，如果强称为诗，也是诗的怪胎与邪魔。有些人称它为语言游戏，不是没有道理的。有这样的诗人，也就有这样的批评家，这些诗能够容忍存在，与这些批评家的理论支持是分不开的。 追求陌生化、差异性是必须的，这要求诗的奇思妙想，也就是“文不按古，匠心独妙。”但再陌生再差异，也不能失去诗味与美感，以失去诗的本质为代价。 追求无理之趣，这也是诗歌创作的一条途径，但无理必须建立在有理的基础上，要做到看似无理实有理。目的是达到更深刻的理，也就是“至理”，而不是真的无理。 追求诗的张力，是古今诗歌共同追求的目标。所谓“张力”，也就是“象外之意”，也就是杜甫所说“咫尺应须论万里。”不是要读者看不懂。 有的读者将看不懂的诗称为朦胧诗，这是对朦胧诗的误解。中国古代也有朦胧诗，李商隐就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朦胧诗人。现代诗的第一个朦胧诗人是杜运燮。朦胧诗的最大特点就是意象的意义不确定性。很多的诗虽不是朦胧诗，但具有朦胧的特性，这也就是“诗无达诂”的道理。朦胧诗由于意象的意义不确定性或多样性，这就有可能产生多解，而不是不解。 当代诗歌除了看不懂之外，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缺乏思想性。任何艺术，包括诗歌在内，它的批评标准总是有两条，一是思想性，二是艺术性。当代诗歌很少关怀人生，关心社会，缺少历史的哲学的思考，这是不对的。好的诗歌应该留下历史的时代的烙印。注重思想性，这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所谓“命意要高”，也就是注重思想性。 当然，将思想性仅仅局限于政治思想也是偏颇的。所谓思想性，我的理解是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认识与人类的共同的本质的感受。我虽然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但我仍然主张写重大的有历史意义的题材，因为这样的题材有利于思想性的提高与发挥。杜甫之所以称为“诗圣”，与他的诗关心民众疾苦不无关系。 当代诗歌出路在哪里？我认为要融汇中外古今，集古代诗、现代诗、外国诗之大成。目前最紧要的是回归传统。诗歌应有“中国味”，要在诗的“境界”方面多下功夫，以此开辟当代诗歌新道路。著名诗人洛夫就在这方面做出探索，他的《唐诗解构》便是这样探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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