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四年（1675），在宝应任上干了六年的孙蕙升迁了，朝廷选派康熙九年的进士叶燮继任。然不足两年，叶燮就因“庸懦成性，河漕驿站，百事废弛”而被罢官。叶燮的“庸懦”是怎么回事呢？ 宝应地处里下河地区，湖荡密布，错落东西，大运河贯穿南北，既是南北水路交通必经之路，也是上游泄洪的通道。由于连年水患，大堤此堵彼决，年年征夫，修堤堵口，百姓为徭役所苦。而宝应民田的业主，或在京为官，或县、府衙门的官吏，淮安也有不少缙绅在宝应境内买田置产，官府不敢开罪豪绅显宦，将徭役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应役者多为水灾饥民，不少人在劳作中死去。 孙蕙初任宝应知县时，聘他的同乡好友蒲松龄为幕僚。在任上兴利除弊，善政惠民，确实为民办了些好事，因而声名显赫，政绩卓著，深得康熙赏识和嘉许，步步高升，先升高邮知州兼署宝应县，管两县政事，后又擢升给事中。应该说，孙蕙是一个很不错的官，但就这样一位能为民办事、声名卓著的官，也养娼蓄妓，骄侈淫逸，纵子收贿。可见当时官场腐败到何等地步。蒲松龄实在看不下去，干了不到一年，辞职归里。蒲公去后，孙蕙信任了奸吏。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叶燮从孙蕙所接手的实际是一副烂摊子。叶燮到任后，先是了解情况，接着就兴修水利、清理积案、整顿吏治。 康熙十五年，黄、淮并溢，淮阴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倒塌，高邮清水潭决口，河水泛滥，里下河地区一片泽国。叶燮征派民工护堤，一反旧例，豁免了老弱病残贫户，却不免除“公然脱籍簿”的豪绅富户。叶燮自己也和民工同吃同住，挖土扛包，保住了宝应东西60里河堤，缓解了水灾造成的损失，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也得罪了豪门、缙绅之家。 宝应为古驿道，境内设安平驿。连年的灾害，宝应的财政十分拮据，驿站额支虽有拨款，不啻杯水车薪，应付往来信使都难以为继。为平“三藩”之乱，清廷兴军，必经宝应，舟行征纤夫，陆行添报马，军器、粮草运输等费用，皆须地方垫支。虽可拨补，大多是一纸空文，叶燮多次呈文催拨，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强拨补，都是大打折扣。叶燮不得已而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为宝应“万乡绅盗案”等三大案，或为说情，或为仇陷者络绎不绝。若以此攫取万金，是轻而易举，叶燮则秉公执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洁为当地百姓所拥护。 孙蕙在任时，县境东北射阳湖发生一起杀人劫案，久久未获真盗，孙蕙急于破案，轻信心腹奸吏的捏辞，将射阳湖无辜渔民四十六人，指为盗匪团伙，骈斩结案。叶燮到任后，当地渔民纷纷告状诉说怨情，叶燮经周密侦访，在查清事实真相后，使真凶伏法，冤者得以抚恤，奸吏驱逐出境，百姓高兴，孙蕙忌恨，尤怕被追究草菅人命之责，伺机将叶燮置于死地。 叶燮同榜进士李振裕的父亲，在吴三桂举兵时，曾流寓宝应，与邑中李姓相契，遂举家东迁，抵宝应之日，向叶燮索马夫一百名，叶燮以额例为辞，李振裕迳命驿站夫头，如数派往其家。正巧这一天，总河都御史巡河至宝应，需差役却无人承应，叶燮询问驿差，方知被李翰林家调用了。叶燮责备夫头，去李家理论，李振裕恼怒，忌恨在心。后来，李升至户部尚书。过往驿站官员，地方官都要送上一笔钱（名为“程仪”），成为惯例。而各级官吏，每过往宝应都未能得到财物，对叶燮也多有怨言，说他不懂规矩。 缙绅大户讧于野，往来官员怨于朝，藩司河道责于上，京官要员参一本，叶燮这个小小县令，怎能抵挡？ 朝廷历来褒奖标榜为政袖清而心向民，但这只是“显规则”；封建官场还有“潜规则”。“清廉为民”是潜规则的大忌，清廉，则无银两奉上；为民，乃无奉上心思，这如何能在官场立足。孙蕙既懂“显规则”，为民做了些好事，又深谙“潜规则”，纵子受贿，银两孝敬上司，于是能步步高升；叶燮，只知“显规则”，却不懂“潜规则”，终不免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罪名罢官而去。 叶燮离开时，两袖清风，连盘缠也没有，宝应的父老乡亲，凑钱为叶燮置备行装，买船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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