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知县吴春濙,《宝应历代县志类编•职官要录》载:“字郎陵,浙江钱塘人。进士。大学士高晋总督两江,聘掌书记,以沿河知县奏留。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补宝应……”读到最后一句“在任一年,卒于官”时,我的心不禁突然一沉,深切地悲悯和感念这位倒在宝应土地上的外乡人。
吴春濙是在灾荒连年之际来到宝应的,可谓临危受命。乾隆四十三年,宝应大水,知县许瀚抗灾不力,到职几个月即被调走。继任者张为钧救灾失策,旋又离去。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的四年中,旱灾年复一年,最后到了飞煌蔽日颗粒无收的地步。沈永清、陈太初、吕燕昭、金纯等知县,大概是有的没干好,有的不愿干,如同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地换。及至吴春濙到任,迎接他的是十几万灾民和一个饥寒交迫的冬天。有人会问:大运河在境内穿过,历来怕涝不怕旱的宝应缘何如此?县志中说:“邑故有闸洞,所以利漕,亦以便民。当事者以挽运为急,每四五月,民急灌溉时,防遏转甚。”我们知道漕灌争水由来已久,除洪水早发外,几乎年年如此。需要点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防遏转甚”,并非“当事者”正大光明地例行公务,而是别有用心地打着“济运”的幌子坑害百姓。此人便是乾隆三十五年宝应知县,时任扬河通判的赵南觐。这位老爷自以为在宝应任上曾有惠绩,即伸手向正在灾难中煎熬的宝应借钱(实为索贿),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遭拒后他恼羞成怒,便以严禁放水灌田来卡宝应人的脖子,致使数十万亩良田连续几年失收。被激怒了的民众一起冲进县衙,把当年为他而立的“去思碑”砸碎。吴春濙在这样的氛围中到来,所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乾隆四十九年春夏之交,宝应又遭大旱,他不顾丢官获罪,甘冒风险,下令开启界首至黄浦一线运河东堤所有的闸门涵洞,灌溉干渴的秧苗,使正在饥饿中挣扎的灾民们获救,终于得到了秋天的收获。
乾隆四十八年,宝应出一件让举国学界关注的事情,就是邑人朱彬在射阳境内发现汉石门画像。通过其所著《平家庄石阙记》分析,发现之时应是水冷草枯的秋末,与吴春濙莅临宝应几乎同时。朱彬重要发现的消息传出后,阮元、翁方纲、程瑶田、洪颐煊、王昶、汪中等身居要位、满腹经纶的学者纷至沓来,吴的挚友钱大昕也在其中。眼见群贤毕至,吴知县尽地主之宜,拨冗亲自陪同,带着衮衮诸公和本地学人同赴射阳平家庄(今平江村),进行实地考察,帮助调查研究。回城后又召开了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内外人士一道参加的研讨会。会上各抒己见,学者们就墓主为伯夷叔齐还是项伯、陈琳、楚元王等人展开热烈讨论,会后各位都相继写出很多有价值的文章。如此有众多名流参加的高层次学术活动,以往没有,至今也没有,是宝应历史上一次十分难得的文坛盛会。应当以浓墨重彩载入宝应历史的“大事记”。吴春濙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人,也应当和这件十分难得的大事一道载入史册。
进士出身的吴春濙,乃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歌咏风花雪月之类的东西,可谓有小菜一碟。然而他十分务实,他知道身为百姓父母官,首先要关注民生,应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平民。他在公务之余去射阳湖畔巡视,寻找让水荡地区百姓能够挣钱的门径。在獐狮与蚬蠦(原下舍)一带,见多处白莲夹蒲而出,使他想起儿时在家乡西泠常吃的藕粉。因为官在外,已好久没有品尝。他看到市场上的藕粉大多来自浙江,而宝应的与它相较,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为动员农人大力开发这一土特产,吴春濙写下了五言七十二行的《藕粉诗》。诗中对藕粉制作的复杂工序、农人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列入方物以贡天子的质量标准,及其口味和食用方法、经济价值等方面,均作具体描述。全诗文字洗练,语言精到,俗中见雅,雅中显奇,充分展示作者能把寻常物品、琐碎生产过程 提炼升华为生动艺术形象的卓越才华,其样式独特,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佳作。特别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克己奉公的高风亮节和殷殷切切的爱民之情跃然纸上,至今依然让人触摸到他激烈的心跳。
屈指算来,吴春濙“卒于官”已二百二十多年了,宝应是这位好官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他在宝应仅有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时间内,他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大字,为自己写下了悲壮而凄美的人生总结。
□ 梁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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