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卿与顾青霞：关于蒲松龄的宝应之恋

      摘要：蒲松龄南游宝应期间，邂逅了一位沦落风尘的女子顾青霞，并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聊斋志异》中刻画的许多女性形象，其中多有顾青霞的影子。通过蒲氏诗、词等作品，本文对这一恋情做了考证。
关键词：陈淑卿，顾青霞，蒲松龄，考证

      一
      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龄集》收有《陈淑卿小像题辞》一文，田泽长据此推论陈为蒲氏“第二夫人”。[㈠] 此说一提出，即遭到质疑。[㈡] 后马振方据《淄川县志》考辨，陈为与蒲氏同为淄川人的王敏入之妻，经邹宗良、袁世硕补证，遂为定论。[㈢] 然细考之，尚多有可商榷之处。
王敏入及妻陈氏，乾隆八年《淄川县志》有《传》，传文当出唐梦赉所作《夫妇孝义合传》。[㈣] 唐梦赉（1627～1698）曾编纂康熙二十六年（1687）《淄川县志》，王敏入为作《般阳二十四景图》。[㈤] 传文说：崇祯十七年（1644）王茂德之乱时，王与陈正举行婚礼，为避贼“遽仓皇奔匿山谷”。陈“遥见其夫衣白而伏，遽脱青衣遣婢持覆之”。因为陈机智的举动，在“少顷贼至，辄望白处追射”时，王得以幸免，于是有了负父“误入贼营”的遭遇。这里完全没有、不可能、也不需要发生所谓的“为欢废礼”、“私自同居”。不久，陈因“早失怙未娴女红，失姑意，遣归”，却“毫无怨意”。后来，王父母老了，又复娶陈氏，陈不计前嫌，以至于王的父母也受到感动而落泪。这在《传》中是明确的，与《陈淑卿小像题辞》记述的情形迥然不同。对于这样的一些不同，袁世硕先生已经在其著作中做过详尽的罗列。[㈥]
      蒲氏《聊斋词集》首题《贺新郎》，题下注“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以下4题均注“又”，可见5题为赠同一人所作。其中第四题有句：“妾十九，妾十九，郎二九时妾始有。”若果为赠王敏入之作，则该年王“续弦”妻十九岁，王当为三十六岁。又第三题云：“君抱两年孤睡，妾辜半床鸳被。”则陈当卒于王三十四岁时，推之当在顺治末年，王“续弦”至迟在康熙初年。此际蒲氏不过二十多岁，且不论能否与王敏入深交，即仅就《贺新郎》一题内容而言，也绝非此时的蒲氏所能作出。且《传》并未言陈氏早卒，康熙二十六年《淄川县志·凡例》说：“《志·传》止及旧人，盖棺而后论定也”，“至于见在诸贤，概不敢品藻只字”，[㈦] 唐梦赉所作王敏入夫妇《合传》不入康熙二十六年《志》，而为后人收入乾隆八年《志》，其原因当亦在此。故陈康熙二十六年仍当在世，所谓“续弦”应指“复迎氏”。这与词的内容当然是矛盾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词并不是写给王敏入的，“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不应理解成“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王子巽”，而应当理解成“即王子巽续弦事，戏赠某”。这样就隐含着一个信息，即蒲氏这些词的赠予对象，可能有一段与王敏入夫妇相同的遭遇、或者说与这样一种遭遇相关。在明清之交那个动荡的时代，这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此，则不仅不能用词、文来互证陈氏的生平，即使蒲氏所题确是王为陈所作的小像，也可能是在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
      蒲氏词稿是依创作日期次第誊录的。在上述5题下面，接排的是《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再下面是写给孙蕙的4题，首题下注“戏简孙给谏”。孙任“给谏”是康熙十四年（1675）以后[㈧]，据王枝忠考证，蒲氏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设帐于丰泉乡王家[㈨]，王敏入、王如水就均为王氏家族中人。康熙十四年为乡试之年，而寄王如水的这首词，抒发的恰是落榜的不平之气，故这些词也当作于此际。那么在此之前，蒲氏结识的人当中，谁会有与王敏入夫妇相同的遭遇呢？
      在路辑《蒲松龄集》中，康熙十四年以前的诗收于《聊斋诗集》第一卷，但有部分诗作未能编年，因此有不少被收入第六卷《续录》中，次序极为混乱。蒲氏故居藏有1卷题作《聊斋偶存草》的旧抄本，袁世硕先生通过考察，认为此抄本是依据未经过修改的蒲松龄诗稿过录的，而且基本上是照写作时间的顺序过录的，[㈩] 也就是说没有打乱原稿的次序，但却没有对该抄本为何会失收路辑《聊斋诗集》第一卷中收入的作品、特别是编年入“庚戌”即康熙九年（1670）的作品全部失收做出解释。笔者根据盛伟编《蒲松龄全集》，对抄本《聊斋偶存草》与路辑《聊斋诗集》所收蒲氏诗作进行了比对考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两个本子均有收录的作品，进入编年的几乎都有异文，没有编年的即路辑《聊斋诗集》列入“姑附”和《续录》的，又几乎没有异文。这似乎意味着，蒲氏也许因为刊行或其他什么原因，曾在第一册诗稿中挑选一些作品另行成册，需要改动的另作抄录，不需改动的便径行抽出，故而造成原稿本失收部分作品，而这个失收部分作品的本子便是抄本《聊斋偶存草》的底本。如果这样，那么抄本《聊斋偶存草》，不仅可以用来恢复蒲氏第一册诗稿中作品的排序，进行正确的编年，更可以从诗稿的修改中窥见蒲氏的心路历程。
      在对蒲氏的诗作经过这样的一番考察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蒲氏有不少描写女性、爱情、甚至是艳情的诗作，而这些诗作又集中地出现在康熙十四年以前，此后只在几个年份偶尔出现。这与词稿开始时间的巧合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二
      抄本《聊斋偶存草》第一首为《梦幻八十韵》，这首长诗描述了一次艳遇。首先交待了事情的起因：一位素不相识的少女请作者传递一封书信。紧接着第二段描述了当时的情境：作者和一位友人逸游，就在友人寻欢作乐，作者自己也有点心旌摇荡之时，这位少女来到了面前。第三段分三层，第一层写少女请作者传书并愿意为此托付终身；第二层写作者不能控制自己，与少女发生了一夜情；第三层写分手时答应迎娶这位少女。第四段点明这是作者的追记，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从整个作品描写的氛围来看，这位少女应当是一个歌伎，所以作者自己也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荒唐。
      这首诗，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编年于“辛亥”即康熙十年（1671），不确。在抄本《聊斋偶存草》中，这首诗的下一题为《挽淮扬道》。查《江南通志》，在卷一百六“淮扬道”条下，有“张万春，奉天人，监生，康熙九年任；张登选，奉天人，进士，康熙十年任”的记载，再查《江南通志》卷一百八“淮安府”条，亦记载：“张万春，奉天人，监生，康熙八年任；曹得爵，奉天人，岁贡，康熙十年任。”[11] 这就说明在康熙九、十年间，淮扬道的人事有过变动。又查蒲松龄《鹤轩笔札》，有《十二月初六日贺曹太守署淮扬道印》、《正月二十六日迎淮扬道张》两通书启[12]，疑蒲诗所挽淮扬道可能就是张万春，其继任者为张万选，而在张万选到任前，则由曹得爵署理。另，《鹤轩笔札》又有《十一月二十日回府尊》一通书启，其中说“范道台诏赴玉楼，闻者无不欷歔，况在属吏，关切何可言耶！一得讣音，自当效执绋之役”，[13] 抑或在张万春离任后，上任的是一位范姓短命道台耶？资料不足，姑志此存疑。但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形，作《挽淮扬道》，至迟不能晚于作《十二月初六日贺曹太守署淮扬道印》，即康熙九年（1670）的十二月初六日，《挽淮扬道》以及列于其先的《梦幻八十韵》应当编年于“庚戌”，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下面是题为《贵公子》的4首诗，这4首诗的内容，可谓《梦幻八十韵》第二段的概括，诗题《贵公子》即来源于“无忌魏公子，莫愁南国倡”一句，这就为寻绎作者随从逸游的那位友人提供了线索。在抄本《聊斋偶存草》中，还有2首题为《公子乐》的诗，这2首诗，与《贵公子》4首可谓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第二首，在路辑《聊斋诗集》中，则出现在了《戏酬孙树百》的题下。在抄本《聊斋偶存草》中，《戏酬孙树百》一题失收，而路辑《聊斋诗集》，《公子乐》一题则未收，说明《戏酬孙树百》原只有2首，在该题抽出后，蒲氏又将未抽出的《公子乐》的第二首加了进去。至于《公子乐》第一首中的“汾阳公子”，又见于《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该诗《聊斋偶存草》抄本亦失收，在路辑《聊斋诗集》中，则编年于“辛亥”即康熙十年（1671）。
      孙树百即孙蕙，树百是孙蕙的字。孙蕙为蒲松龄同乡友人，康熙八年（1669）任江南省（今江苏、安徽和上海两省一市）宝应县知县。康熙九年（1670），时仍任宝应知县的孙蕙聘蒲氏为幕宾，蒲氏遂于是年秋南游，次年秋北归，前后大约不到一年时间。[14] 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记载：“遂从给谏孙公树百于八宝，因得与成进士康宝、王会状式丹兄弟、陈太常冰壑游。登北固，涉大江，游广陵，泛邵伯而归。所作有《南游诗》一卷，大抵在行旅登眺，与夫寄远送别、往复酬答之间……”[15] 从路辑《聊斋诗集》第一卷看，抄本《聊斋偶存草》失收的均为蒲氏南游之作，疑蒲氏抽出另行成册的，即为王氏《行略》所言之《南游诗》。从抄本《聊斋偶存草》的排序看，蒲氏诗稿第一册的最后一题应为《喜树老卓异离宝赴都将便归省》，而据高珩《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孙蕙“甲寅冬，督抚以卓异荐，乙卯行取入都”，也就是说，《喜树老卓异离宝赴都将便归省》作于“甲寅”即康熙十三年（1672）年底，或是“乙卯”即康熙十四年（1673）的年初，但乙卯年诗收于诗稿第二册，故《喜树老卓异离宝赴都将便归省》只能作于甲寅年年底。虽然在《聊斋偶存草》抄本中，该题之后还有5题，但显为抽出后未用，乃复系于第一册诗稿之末。因此，蒲氏从第一册诗稿中选出部分作品另行成册，应该就是在“乙卯”即康熙十四年前后，在其作品中出现的变动或者说修改，当也出现在此时或之前。
      用抄本《聊斋偶存草》与路辑《聊斋诗集》对照，变动比较大的有二处：
      第一处是在抄本《聊斋偶存草》的前3题。首先是次序的变动，本来《梦幻八十韵》排在《挽淮扬道》之前，《贵公子》排在《挽淮扬道》之后，《贵公子》后面依次接排的是《元宵酒阑作》及《舟中偶成》。但变动后的次序成了《贵公子》排在《挽淮扬道》之前，《梦幻八十韵》排在《舟中偶成》之后；不仅如此，诗题《梦幻八十韵》还改成了《为友人写梦八十韵》，《舟中偶成》的诗题改成了《舟过柳园同孙树百赋》。这样的变动给读者的理解至少造成了如下重大误解，即《梦幻八十韵》描述的情形本来发生在“挽淮扬道”之前，作者追忆的主要是自己的“艳遇”经历，后来又写了《贵公子》，追叙一同逸游的友人即孙蕙的游冶经历，时间是在“庚戌”即康熙九年。改动后，蒲氏在这次逸游中的痕迹被抹去了，这一“艳遇”被移到了次年元宵后，并巧妙地加到了孙蕙的头上。为了消除其中浓厚的个人色彩，蒲氏只好将原诗很多词句作了修改，特别是最后一段，“忆故神绵邈，怆怀意感伤，歧途方侘憏，觉梦笑荒唐”，改成了“蕉鹿疑为梦，花妖或作殃，歧途方侘憏，觉悟笑荒唐”。透过这样的一些改动来看蒲氏的心思，真可谓是昭然若揭。
另一处比较大的变动，是康熙十二年（1673）所作的《公子乐》等几题诗。《公子乐》一题的变动上文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更值得注意的是抄本中的《闺情呈孙给谏》、《赠妓》和《又赠妓》等3题。《闺情呈孙给谏》稍后述及，这里先考察《赠妓》和《又赠妓》。在这2题之间，还插进1题，即上文曾提到过的《公子乐》。这3题共17首诗连贯起来看，几乎是《梦幻八十韵》的“七绝版”。但是在路辑《聊斋诗集》中，《赠妓》一题中的前5首却被另列出来，题为《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接排于《寿赵夫人》一题之后，而《又赠妓》则改题为《赠妓》，并另加1首，成为6首。[16] 这一变动提示：一是在原稿中，这另加的1首应是单独成篇的，而且很可能就题作《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排于《寿赵夫人》一题之后，由于被抽出，故不见于《聊斋偶存草》抄本。又因为从《赠妓》中选出来的5首诗需要一个掩人耳目的标题，于是《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这一标题便被移到此处，而原题下的那1首则移到《又赠妓》5首当中，改题为《赠妓》。第二点，说明蒲氏《梦幻八十韵》中的经历曾经再现，这次再现与“寿赵夫人”和“树百宴”有关。

      三
      孙蕙生于崇祯五年（1632）的二月十六日，康熙十年（1671）刚好四十岁。这年的元宵节（正月十五日）后，蒲松龄曾随孙蕙一起去过扬州，并有《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诗，这一题的下面是《寿赵夫人》。从这2题诗描述的情景看，蒲松龄和孙蕙黄昏时分到达扬州，稍事逗留即乘夜色返棹，于次日昧爽时分赶回宝应，因为这一天是赵氏的寿辰。关于孙蕙匆匆来去扬州的原因，有人认为是请李渔和他的家庭戏班前来祝寿[17]，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不可能让李渔的戏班在宝应一住月余[18]。但孙蕙曾请戏班为己祝寿，这是无须质疑的，因为蒲氏有《树老寿日》一诗明确记载，该诗亦题作《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结合《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和《寿赵夫人》2题所反映的情形和心境，孙、蒲二人匆匆来去扬州是为了请戏班祝寿，应该说是合乎逻辑的，至于所请是否为李渔家庭戏班、或戏班是否次日即已达宝，则可别论。但《梦幻八十韵》中的那位少女曾参与祝寿则有端倪可寻，除上述《赠妓》中前5首被另题为《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一首佚诗：
誖謑起帏房，开樽饮不痛。赵燕彼何人，容尔眼波送。
      树百家宴戏呈[19]
      据白亚仁介绍，该诗列于《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之前，也就是说，应当接排于《寿赵夫人》一题之后。诗中描述的情形，虽说仍不能分清是在赵氏的寿宴上、还是在其后某一次家宴上、或者就是在孙蕙本人的寿宴上，但却明确地反映出，在此期间，有一位女性引起了赵氏的妒忌。而从诗中提醒的口气看，蒲氏与她的关系显然非同一般，结合蒲氏在此前后的其他诗作，可以肯定，这位女性就是《梦幻八十韵》中的那位少女。这也说明，这位少女不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很可能就是李渔或者扬州某个戏班的歌伎。还需要说明的是，《赠妓》与《又赠妓》作于“癸丑”即康熙十二年（1673），是蒲氏二年后的一种追忆，故而在这15首诗中，前后两次相遇的情形缠夹交织，真可以说是如梦如幻。
      这第二次相遇，使蒲松龄对这位少女的情感起了质的变化，从“觉梦笑荒唐”转而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思恋。在蒲氏其后的诗作中，这样的思恋一再形诸笔端。[①] 其中，作于康熙十年北归途中的《金中戏成》尤其值得注意，该诗后二句：“河东漫寄鲛绡泪，十五年前满画箱”，似乎意味着这位少女此年十五岁，而其母亲也可能有着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此点将会在下文中论及。
      这次南游是蒲氏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前后约一年时间。蒲氏为何带着苦苦的思恋匆匆北归，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注意到，就在孙蕙寿日后不久，蒲氏写了一首题为《夜发维扬》的诗，与此前的《扬州夜下》对照，可以明显看出蒲氏心境的不同：同样是描写从扬州出发回到宝应的旅程，前一次的心情轻松、欢快，而后一次却沉重、阴郁。是什么事情导致蒲氏的心境产生变化，《离别曲》一题中的3首诗似乎可以给出答案。这3首诗描写一位少女，在春天里为情郎送别，期待着在秋天里重逢。从内容看，不仅是少女送别情郎时的嘱托，更有着对将来重逢的憧憬。诗中首先写了少女与情人的遇合，是“三日临邛”般的露水姻缘，这段姻缘始于“芙蓉裹秋露”的秋天。接着写了少女与情郎心思的不同，情郎总是沉湎于相会的旖旎，而少女则憧憬在短暂的分别后，能名正言顺地与情郎结合。第二首写少女希望情郎再相会时能“君著锦绣衣”，成为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自己才能“妾著石榴裙”，摆脱身不由己的身份，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寒衣催刀尺，砧石月下闻”。第三首写少女叮嘱情郎：“偎阑寒螀吊明月，入夜霜华生罗帏”，我在苦苦等待着你，尽管“相思不相见”，但你要“朝看楚江云，暮看楚山晖”，不能把我忘记。这其实也是蒲氏当初对于“梦幻”少女的承诺：“言归求彩雁，卜吉系乌羊。”
      结合《夜发维扬》一诗，我们可以想象到蒲松龄这次扬州之行的情形：当蒲氏兴冲冲地跑到扬州来与情人相会时，情人却要求他回去参加科举考试，博得功名后回来帮助自己脱离苦海。应该说这样的要求是不过分的，也可以说正是蒲氏所希望的。但困难在于，蒲氏之所以南游作幕于孙蕙官署，至少是已经暂时放弃了通过科举来改变命运的选择，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因为家境贫寒，需要通过工作来养家糊口，一方面也是由于蒲氏当时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也就是辅佐孙蕙，成就一番功业，同时又能用心于自己喜欢的文学事业。[②] 当时蒲松龄已经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与孙蕙也相得甚欢，这时再回去钻营于场屋，对于蒲氏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更何况还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又题作《感愤》，就说明这封家书提及的是不如意的事情。蒲氏在《夜坐有怀郢社诸游好》中说：“开箧见素书，俯仰泪如织。素书宁足悲？上有长相思。”这封“素书”并不是上述的家书，不仅是因为家书新到，不需“开箧”来见，更因为两首诗抒发的情绪截然不同，一激愤、一哀婉。此“素书”应当是《梦幻八十韵》“忱悃素书将”的“素书”，即少女请其传递的书信，所以蒲氏才说“上有长相思”。蒲家有弃儒业贾的传统，蒲松龄夫人刘氏对科举进身之途也不上心，[20] 故而对蒲氏回乡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非但不会积极响应，还很可能以不能辜负朋友的好意为由，加以劝阻，因此，本来心情就不好的蒲氏，才可能因孤身一人在外，产生家人不体恤其孤寂之情的误解，而导致激愤之情。自己的抱负、家人的生计、亲友的关怀，与情人的期待产生了冲突，这种矛盾心情一直延续到蒲氏的北归。[③]
      为了梦中的情人，蒲松龄终于还是回去了。不幸地是命运并没有垂青爱情，壬子年即康熙十一年（1672）的乡试，蒲松龄又一次名落孙山。看样子，要想摘取爱情的果实，需要等待下一个三年了。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却似乎出现了转机。
路辑《聊斋诗集》中，《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后一题即为《戏酬孙树百》，删去第二首后剩下的2首，在抄本《聊斋偶存草》中题作《又闺情》，接排于《又赠妓》之后。这时，我们忽然发现，在抄本《聊斋偶存草》中，蒲氏追忆“梦中情人”的诗作，竟然在这里集中出现，仅从《闺情呈孙给谏》到《又闺情》，居然就有6题31首之多。蒲氏的情感为什么会于此时突然爆发呢？
      这些诗作，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编年于“癸丑”即康熙十二年（1673）。从《聊斋偶存草》抄本的排序看，排在“癸丑”第一题的应该是《久废吟咏忽得树老家报侘憏不成寐破戒作三律即寄呈教聊当慰藉想为我千里一笑也》，紧接其后的是《寄刘孔集》。刘孔集生平不详，从蒲诗看，他曾和蒲松龄一起作幕宝应，在蒲氏离开后，仍长时间留在孙署。蒲、刘二人感情甚笃，而且赠、寄给刘氏的诗，多与其追忆“梦中情人”的诗作排在一起，颇疑刘氏为蒲氏情感生活的知情者，甚至担当传达消息的信使。在写给孙蕙和刘孔集的诗寄出后不久，蒲氏得到了回音，不仅如此，情人还给他寄来了亲手缝制的衣裳。[④] 当然，最让蒲氏兴奋的还是两件事：一件是自己的情人已经被孙蕙收留，而且去年是“从虎臣”，服侍孙蕙，今年则是“从龙子”，帮孙蕙带孩子；另一件是孙蕙门客高鲁壇“客于宝，树老念其乏嗣，为觅妾居之”[21]。这不禁让蒲松龄有些浮想联翩，是不是孙蕙知道了自己的心思，会像为高鲁壇做的那样也为自己做一件好事呢？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又提起笔来，一口气写下了11首《又赠孙安宜兼寄高鲁壇》。但是，蒲松龄太矜持了，他没好意思明白地表达自己的心思，就像他在《宫词》中写的那样：“不敢题诗付红叶，心随流水到人间。”
      应该说，蒲氏的感情是炽烈的，上述6题31首诗便是写于此时。然而他的憧憬和期待并没有等来结果。

      四
      正是《又赠孙安宜兼寄高鲁壇》这一题11首诗，让我们知道了蒲氏这位“梦中情人”的名字。多年后，他为其作了8首诗，题为《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将这8首诗与上面的11首诗对照，其中的契合之处，不论自明。只不过物是人非，往日的情人，此时已经成为自己好友孙蕙的姬妾。孙蕙的另一位好友汪懋麟，曾经为孙写过3首题为《莫春过树百寓斋出姬人顾粲可玉山堂诗卷见示兼听小史云岫弹琴》的诗，在“孙郎解珮得青霞”一句下注曰：“姬名也。”[22] 蒲诗中明确出现“青霞”这个名字的有3题，即《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听青霞吟诗》、《伤顾青霞》，前2题共3首当作于在宝应为孙蕙及其夫人祝寿期间，后1首则作于顾青霞去世之后。从上述第一首和汪懋麟的诗来看，顾青霞的原名应当叫顾粲可，小名唤作可儿，青霞当是沦为歌伎后起的艺名。
      顾青霞何时成为孙蕙的姬妾，尚无专文论及，但在论及蒲、顾二人关系时，不少人言下之意都是蒲见到顾时，她就已经是孙蕙的侍妾，这是没有依据的。在《聊斋词集》中，有写给孙蕙的4题词，题下注“戏简孙给谏”，写的却全都是顾青霞，看似奇怪，实际上是很有深意的。作为开题的第一首分为3阕，上阕是《梦幻八十韵》中描述的情形，中阕写的则是包括《听青霞吟诗》等在内的祝寿宝应期间的一切。下阕分为三层：第一层想象顾来到孙蕙府中后，“万唤才能至，庄容伫立，斜睨画帘。时教吟诗向客，音未响，羞晕上朱颜”；第二层写蒲对顾的情感，“忆得颤颤如花，亭亭似柳，嘿嘿情无限。恨狂客兜搭千千遍，垂粉领，绣带常拈”；第三层隐讳地说出对顾的思恋：“数岁来未领神仙班，又不识怎样胜当年”，并借孙蕙夫人赵氏之口说出自己“厮妮子，我见犹怜”的心思。下面3题，则描述了他们又一次见面的情形：“凄凉一夜，锐减小腰围”，“意惴惴，恐人觑破，急蹴纤弯”。这4题词告诉我们，至少此时，顾青霞尚未成为孙蕙的姬妾，而蒲氏写这些词的目的，就是在委婉地请求孙蕙玉成自己和顾青霞的姻缘。从题中称“戏简”、不用“戏赠”看，这些词不是当面呈交，应是通过信简的形式传递给孙蕙的，结合词的内容，这只能是在康熙十四年孙蕙达京任“给谏”之初。
      上文我们曾经论及，康熙十年时，蒲氏的“梦中情人”应为十五岁，现在我们知道，这位“梦中情人”就是顾青霞，那么康熙十四年时，顾青霞应为十九岁。在《贺新郎·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等5题中，《妾十九》一题中说“妾十九，妾十九，郎二九时妾始有”，而此年蒲氏刚好三十六岁。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贺新郎·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等5题描述的就是《戏简孙给谏》中“凄凉一夜”的情形：“枕头边，端相仔细，芳容如昨”，时间应当是蒲氏参加康熙十四年乡试之前：“畴昔狂言上场头，依样葫芦要作”。“嘱郎休蹈从前过，荡天涯岁月久抛却”，再不要像当年北归参加康熙十一年乡试后那样，因为落榜而音信杳无。因此，所谓“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就是“即王子巽续弦事戏赠顾青霞”。
      汪懋麟的《莫春过树百寓斋出姬人顾粲可玉山堂诗卷见示兼听小史云岫弹琴》作于“庚申”即康熙十九年（1680），所以，顾青霞成为孙蕙的姬妾，当在康熙十四年随孙蕙赴京后，康熙十九年前。
      那么，顾青霞是哪一年成为孙蕙侍妾的呢？这就要说到上文曾提及的《闺情呈孙给谏》。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抄本《聊斋偶存草》的排序看，该题为康熙十二年蒲氏对顾的思恋之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诗题中出现“孙给谏”却令人难以理解，因为此时孙尚在宝应和高邮任上，任“给谏”是后来的事。另外一个奇怪之处是，这题诗的前4首竟又出现在康熙十八年（1679），题作《同沈燕及题思妇图》，后5首则又出现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题作《闺情》，这说明蒲氏康熙十八年、二十四年曾两次使用了在康熙十二年写成的这9首诗，这9首诗的原题即作《闺情》，康熙二十四年又使用后5首时，为区别起见，才在原9首题下注上了“呈孙给谏”4字。而蒲氏之所以在康熙十八年，将想象顾青霞怀念自己的4首诗题在《思妇图》上，很可能就是此年顾由少女变成了少妇。
      排在《同沈燕及题思妇图》前的，是《赠刘孔集》，诗题中出现“赠”字，说明这两人是见面的。孙蕙在淄川老家有一处别业，唤作万仞芙蓉斋[23]，袁世硕先生认为营造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24]，则刘孔集此年出现在淄川，很可能即是为营造万仞芙蓉斋而来。孙蕙营造万仞芙蓉斋是为了顾青霞（此点将在后面论及），因此，前几个月还在与友人吟诗倡和的蒲氏，到了四月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忽然就病了，而且一病就是三个月。[⑤] 结合《赠刘孔集》的内容，蒲氏的病因何而起是不难推论的，就是听到了孙娶顾为妾的消息后，心灵受到打击所致。此前一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恰好是乡试之年，蒲松龄再次落榜，所以顾成为孙的侍妾当在康熙十八年春。此后，刘孔集为营造万仞芙蓉斋来到淄川孙蕙的老家，上文我们曾提到过刘在蒲、顾之恋中可能的角色，故而蒲氏向刘抒发自己的失落之情。
      康熙二十年（1681），孙蕙奉命入闽充福建乡试副主考官。返程时在家乡停留了一段时间，直到次年春方才返京。[25] 从《上孙给谏书》中“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一句看，蒲氏没有与孙蕙见面，其中原因恐怕就是孙娶顾为妾之事，使蒲氏认为孙蕙这位“曩年把臂之交”，“不以我为人”。[26] 但在孙蕙离家赴京后，蒲氏却去过孙蕙家，《过孙给谏芙蓉斋》一诗可作证明。此年蒲氏总共只留下4题诗，这是第一题，最后一题即是《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将两题内容对照看，可知前题中的“搔首忆京华”之人正是指顾青霞。顾不随孙蕙赴京，却在孙赴京后于家中见蒲氏，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排在《过孙给谏芙蓉斋》之后的是《伤刘孔集》，疑刘去世的消息，正是此时于顾处得知。第三题《赋得满城风雨近重阳》也很值得重视，这首诗显然是蒲氏对顾邀其“过芙蓉斋”的回味。这一年的4题诗全都与顾有关，而且第三题中“劫种三生宁可避”的感慨、对费长房“缩地术”的向往，均反映出蒲氏感触之深，结合《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的内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次见面又一次燃起了蒲氏对于爱情的渴望。
      在路辑《聊斋诗集》中，有一首《卧万仞芙蓉斋听棋客争道》，因不能编年被收入“姑附”诗中。万仞芙蓉斋营造于康熙十八年，此后到康熙二十一年（1692）春孙蕙离家赴京，这期间蒲氏是不会卧于此处的。蒲氏卧于万仞芙蓉斋，只能是上文所述的“过孙给谏芙蓉斋”之时或其后。
      万仞芙蓉斋并不在孙家的宅院中，而是坐落于孙的私家花园、即孙家宅院西侧的逸峰园。[27] 万仞芙蓉斋为顾青霞所居[28]，蒲氏“卧”于此处是很耐人寻味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绛妃》，写蒲氏“癸亥岁”梦至一处，“殿阁高接云汉，下有石阶，层层而上，约尽百余级始至颠头”[29]，这无疑就是万仞芙蓉斋。“癸亥岁”指康熙二十二年（1693），因此，《绛妃》所记之“梦”，实为康熙二十一年夏蒲氏“过芙蓉斋”之记忆。这样，就不难做出推论：康熙二十年孙蕙奉命入闽返程归家后，次年春，顾青霞没再随孙赴都，而是住在了康熙十八年营造的万仞芙蓉斋中。就在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顾邀蒲氏来到住处，《过孙给谏芙蓉斋》当是蒲氏接到邀请时所作，当夜蒲氏卧在了万仞芙蓉斋，《卧万仞芙蓉斋听棋客争道》便是此时所作。题中用“听”而不是“观”，似乎也透露出一些信息：也许当时并不是像《绛妃》中描述的那样，周围有“诸丽者”吧。
      按照《绛妃》所述，顾青霞请蒲氏来万仞芙蓉斋，是“今欲背城借一，烦君属檄草耳”。那么这是一篇怎样的檄草呢？通过蒲氏的“追记”，我们看到，这檄草其实就是对孙蕙凭借权势，拆散蒲、顾之恋并夺人所爱的声讨，因此，所谓的“檄草”，实际上就是顾青霞对孙蕙霸占自己的控诉。顾青霞邀蒲氏于夜间在住处相会并互诉衷肠，也可以看出顾对爱情的执着，以及那种“背城借一”的勇气，这甚至是蒲氏都不能望其项背的。由此可以看出，当康熙十八年，顾青霞被迫成为孙蕙姬妾时，她就已经做好了避开孙蕙、来淄川与蒲氏再度相会的计划，营建万仞芙蓉斋，也许就是她提出的嫁给孙蕙的条件之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孙蕙丁父忧，服未除便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在家中死去。[30] 孙蕙死后，他的众多姬妾们都被放还出去，但顾青霞却留了下来，没有再返回自己的故乡。这当然不会是为了给孙蕙守节，而是因为淄川有她深爱着的人——蒲松龄。然而不久她却寂寞地离开了人世：
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伤顾青霞
      从诗中看，蒲氏对顾的情感是真挚的。然而，如果蒲氏对爱情的追求，能像顾青霞一样大胆和充满勇气，是不是可以避免这样的爱情悲剧呢！

      五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分析《陈淑卿小像题辞》了。这篇骈文可分为5段：“旧本瑯琊”前为第一段；“伯鸾将婚”至“涕湿衾花”为第二段；“胡消息之能通”至“跂望豆于沙汀”为第三段；“遭逢苦而忧患深”至“凄绝断肠之草”为第四段；下面为第五段。文中第三段讲的就是蒲氏南游时与顾的“三夜”之缘，即《梦幻八十韵》中描述的“传书之夜”，祝寿宝应期间的“宵奔之夜”，以及《夜发维扬》前的“离别之夜”。第四段讲顾脱出风尘后与蒲氏的来往，这在首句中即已表明，以下分三层：首先描述的是康熙十四年的那一“夜”，接着说顾在成为孙妾后仍未忘怀蒲氏，最后是说在孙蕙去世后不久，顾青霞便也离开了人世。特别是其中“儿啼女号，谪我之恶声未有”一句，甚至反映出顾在孙蕙死后，有不怕蒲氏家中反对，与蒲氏结为连理的念头。下一段“五夜中现影行来”中的“五夜”，就是蒲、顾二人爱情生活的概括，第五夜恐怕正是“卧万仞芙蓉斋听棋客争道”的那一夜。这样看来，题在陈淑卿小像上的这篇文字，应当是王敏入及妻陈氏的遭遇，触动了蒲氏内心深处敏感的神经，从而不可遏制地用文字抒发出来，就如同其将思顾之作题在《思妇图》上一样。这样我们就可理解，蒲氏为何要在文章的最后说“千秋下有人拾得，恐当真真”，他告诉我们是在为顾作“小传”，千万不要当成是王敏入妻陈氏的“小传”。
      王敏入及妻陈氏的遭遇之所以触动蒲氏，是因为他们的遭遇与顾青霞父母的遭遇有相通之处，这就是《陈淑卿小像题辞》中第二段描写的情形：他们都是在战乱中离开家乡的，在异乡相遇，乡音让他们彼此感到亲近，遂私定终身，半年后一起回到男方家里，由于是“因乱成婚”、“为欢废礼”不被男方父母接受，女方只好回到自己家中，但他们仍然暗中往来。后来被女方父母发现，他们失去了相互来往的机会。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女方有了男方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顾青霞，也就是在下一段中所说的“娇婴”。至于顾青霞为何会沦落风尘，从《聊斋志异》中出现的一些篇章，如《婴宁》、《阿霞》等等来看，应该是其母去世时托人不淑所致。
      顾青霞的父亲是什么人，目前尚无明确的资料作为论述的依据，但也不是毫无端倪可寻。《陈淑卿小像题辞》中说：“方悲金屋之人，捐曾似扇；尤惜金锦之物，弃不如麑”，前一句是说顾的母亲本是大家闺秀，却成了弃妇，后一句是说顾青霞应该是千金小姐，却沦落风尘，可见其父是世家子弟，所以当顾青霞“晓窗把手泪沾巾，为说桃源傍水滨”、向蒲氏讲述母亲的故事时，蒲氏才会有“为寻芳迹到蓬莱，怪道佳人锦作胎”的感慨。“家居苍树隔，忱悃素书将”，“投珠酬柳毅，纳杵嘱裴航”，“勿使离魂女，空怀堕策郎”，顾青霞是因为托蒲“传书”才将终身交付给蒲氏的，而蒲氏当时正作幕于宝应，表明“传书”的对象即顾的父亲应在宝应，“家居苍树隔”则说明顾青霞自己的家即母家，应与蒲氏作幕的宝应相邻。顾青霞最喜欢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西宫春怨》，“爱歌树色隐昭阳”，而“昭阳”正是宝应邻县兴化的古称[31]。汪懋麟诗中说顾青霞“怪底闺房多秀气，顾家今已胜乔家”，似乎在隐讳地说顾青霞本应姓“乔”。则“顾”应为其母姓，其母的情人即顾青霞之父当应姓“乔”。
      乔家正是宝应的世家大族，其鼎盛期就是在明末和清代前期。宝应乔家走上仕宦之途始于乔可聘，乔可聘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在南明福王政权灭亡后隐于家乡柘沟（今宝应县氾水镇柘沟村）。[32] 乔家与兴化的世家大族吴家、李家均为姻亲关系，乔可聘的女儿嫁给曾在明朝担任次辅的吴甡的长子吴元莱[33]，而吴元莱之女又嫁给乔可聘次子乔英的儿子乔崇哲[34]，乔英的一个女儿则嫁给与乔可聘同为明朝遗臣的史学家李清的孙子李茂竹[35]。兴化顾家也是当地大姓，与宝应乔家同样有来往，清初著名画家顾符稹，后来就曾寄居于乔可聘第三子乔莱门下，并为其作《桃花流水图》[36]。乔莱为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37] 乔莱与汪懋麟为至交，又是同年进士，也是姻亲关系，汪懋麟的女儿便嫁给乔莱的次子乔崇让[38]，因此，汪懋麟对乔家的情况应当是很熟悉的，也许这就是汪对顾身世有所耳闻的原因。当明、清易代之际，乔可聘长子乔迈、次子乔英曾分别避乱于云间（即松江县，今属上海市）和昭阳（即兴化）[39]，这与《陈淑卿小像题辞》中“王孙去其故里”的描述也是吻合的。
      蒲氏《聊斋志异》中有一篇《连城》，故事中有一首诗，这首诗取自《闺情呈孙给谏》，结合这个故事的内容，顾青霞之母当是女主人公连城的原型。而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乔生，蒲氏在故事末尾特别强调：“生名年，字大年。”我们知道，“迈”有年长之意，所谓“大年”即“迈”也。蒲氏在故事的末尾，毫无理由地加上这么一句话，正说明蒲氏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想告诉人们：顾青霞的父亲就是乔迈。乔迈，字子卓，弟乔莱称其“绝意仕进，治池馆柘溪，博览群书，于典故多所辨证，尤工五言诗，大学士吴甡赋诗褒美，比于范粲子孙。”[40] 也许顾青霞的名字作“粲可”，其渊源便在于此。顺治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反清复明活动风起云涌，隐居家乡的乔可聘结交藏身宝应的梁以樟等人，与东南海上的南明武装暗通消息、积极策应，乔迈也投身其中。[41] “河东漫寄鲛绡泪，十五年前满画箱”，应当就是在这样的战乱中，乔迈与顾青霞的母亲结成了一段乱世中的情缘。顾青霞出生的那一年，正值乔可聘夫人、也就是乔迈的继母潘氏去世[42]，乔迈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个女儿，顾青霞请蒲氏传书，也许正是想让父亲来帮助自己脱离苦海。应该说蒲氏是有传书的条件的，王洪谋《行略》中记载的蒲氏在宝应交游的“王会状式丹兄弟”，其姑祖母王氏就是乔迈的生母[43]。不知道什么原因，蒲氏却将顾的“素书”藏在了“箧”中。从蒲氏对于自己这一段恋情遮遮掩掩的态度看，在现实生活中，蒲氏对于爱情的追求，远没有顾青霞来得执着和大胆，这应是导致蒲、顾之恋以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作了大量的爱情故事，生动地刻画了众多执着于爱情的大胆的女性形象，如果没有作者的亲身经历，这是无法想象的。从蒲氏的生平经历看，顾青霞无疑就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原型。当一段刻骨铭心、魂萦梦绕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实现，他就会在想象的世界中去邀游。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的宝应之恋，正是蒲氏创作的不尽的源泉。


[①] 参见《落花》、《金中戏成》、《斋中》、《寄刘孔集》、《拨闷》、《秋闺怨》。
[②] 参见《呈树百》。
[③] 参见《堤上》。
[④] 参见《边书》、《边衣》。
[⑤] 参见《病中》。
参考文献：
[㈠] 田泽长﹒蒲松龄和陈淑卿[J]∥蒲松龄研究集刊：第1辑﹒济南：齐鲁书社，1980：264﹒
[㈡] 邹宗良﹒对《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的几点质疑[J]∥蒲松龄研究集刊：第3辑﹒济南：齐鲁书社，1982：229﹒
[㈢] 马振方﹒《陈淑卿小像题辞》考辨[J]∥文学遗产：1985（1）﹒
邹宗良﹒《<</SPAN>陈淑卿小像题辞>考辨》订补[J]∥文学遗产：1986（3）﹒
袁世硕﹒蒲松龄与丰泉乡王氏[M]∥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75﹒
[㈣] 王康﹒淄川县志：卷6[M]﹒清乾隆8年[1743] 刻本﹒
[㈤] 王康﹒淄川县志：卷1[M]﹒清乾隆8年[1743] 刻本﹒
[㈥] 袁世硕﹒蒲松龄与丰泉乡王氏[M]∥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75﹒
[㈦] 王康﹒淄川县志：卷1[M]﹒清乾隆8年[1743] 刻本﹒
[㈧] 高珩﹒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M]∥栖云阁文集：卷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乔莱﹒孙给事传[M]∥归田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本﹒
[㈨] 王枝忠﹒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J]∥蒲松龄研究集刊：第4辑﹒济南：齐鲁书社，1984：205﹒
[㈩] 袁世硕﹒对《聊斋偶存草》的考察[M]∥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312﹒
[11] 赵宏恩，黄之隽﹒江南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邹宗良﹒蒲松龄的《鹤轩笔札》手稿及其佚篇[J]∥蒲松龄研究集刊：第4辑﹒济南：齐鲁书社，1984：327﹒
[13] 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56﹒
[14] 路大荒编﹒蒲柳泉先生年谱[M]∥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755﹒
[15] 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3446﹒
[16] 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1596、1651、、1652﹒
[17] 杜书灜﹒李渔生平思想概观[J]∥文史哲：1983（6）﹒
[18] 邹宗良﹒一段层累造成的文坛佳话—李渔与蒲松龄交往辨误[J]∥文史哲：2010（6）﹒
[19] 白亚仁﹒谈《听秋声馆钞书》本《聊斋文稿》、《聊斋诗草》[J]∥蒲松龄研究集刊：第4辑﹒济南：齐鲁书社，1984：352﹒
[20] 路大荒编﹒蒲柳泉先生年谱[M]∥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755、1789﹒
[21] 蒲松龄﹒戏柬高鲁壇[M]∥蒲松龄全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1645﹒
[22] 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遗稿：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5﹒
[23] 孙启新﹒也谈顾青霞[J]∥蒲松龄研究：2012（1）﹒
[24] 袁世硕﹒蒲松龄与孙蕙[M]∥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50﹒
[25] 袁世硕﹒蒲松龄与孙蕙[M]∥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50﹒
[26] 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4–126﹒
[27] 王康﹒淄川县志：卷2[M]﹒清乾隆8年[1743] 刻本﹒
[28] 孙启新﹒也谈顾青霞[J]∥蒲松龄研究：2012（1）﹒
[29] 蒲松龄﹒绛妃[M]∥聊斋志异：卷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737﹒
[30] 袁世硕﹒蒲松龄与孙蕙[M]∥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50﹒
[31] 梁园棣，郑之侨﹒重修兴化县志：卷1[M]﹒清咸丰2年[1852]刻本﹒
[32] 汪琬﹒乔可聘传[M]∥钝庵续稿：卷5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3] 李清﹒乔可聘墓志（碑藏宝应县博物馆）﹒
[34] 乔守敬﹒贡试硃卷[M]∥清代硃卷集成：第36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229﹒
[35] 李清﹒乔可聘墓志（碑藏宝应县博物馆）﹒
[36] 王式丹﹒过顾瑟如寓斋见粘窗画稿为题二断句[M]∥楼村诗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乔莱﹒顾瑟如为余作桃花流水图自题长句[M]∥南归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本﹒
[37] 潘耒﹒翰林院侍读乔君墓志铭[M]∥遂初堂集：卷19﹒续修四库全书本﹒
[38] 王懋竑﹒乔君楮堂墓志铭[M]∥白田草堂存稿：卷1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9] 乔载繇﹒白田风雅前编：卷5[M]﹒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40] 徐翴，乔莱﹒宝应县志：卷13[M]﹒清康熙29年[1690] 刻本﹒
[41] 马晽文丽，马俊慧﹒康熙《宝应县志》乔可聘“为邑令所构”事考[J]∥宝应乔氏家学研究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2] 汪琬﹒乔太宜人墓志铭[M]∥宝应县志：卷24﹒清康熙29年[1690]刻本﹒
[43] 乔镛﹒乔氏支谱续修[M]﹒清光绪12年[1886]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