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乔氏家学考略

      摘  要：宝应家学是清代扬州学术重要内涵，乔氏家学作为宝应家学组成部分，却未引起学界重视。从乔可聘开始，乔家学人代出，著述达一百余种，不仅在文学艺术、地方文史和教育事业上做出了贡献，也影响了宝应家学的学风和学术趋向。

      关键词：宝应乔氏；家学；著述

       宝应家学是清代扬州学术的重要内涵，宝应朱氏、刘氏、王氏等家学，现已逐渐引起学者关注。然而，作为宝应家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乔氏家学，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与朱氏、刘氏、王氏等学术家族一样，宝应乔氏也是迟至明初才从苏州徙居宝应。乔氏第十六世孙乔守敬在道光八年（1828）贡试硃卷中就说：“始祖赫，原山西襄陵籍，明初自苏州迁居宝应。”[㈠] 乔赫之后见于记载的为乔廷显和乔廷远，依后代世系推算已经是迁宝后的第六代[①]，“自始祖至廷显公，世系俟考”[㈡]，也就是说二至五世失传，且“世为邑之柘沟人（今宝应氾水镇境内）”，“袯襫南畆，寒耕暑耘”[㈢] 可见宝应乔氏原非显赫之家。乔氏家族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为乔份（1540～1614）。乔份号古村，为八世乔邦从的第四子，“孝友温恭”、“俭约淳朴”，居乡“退让”，“喜赒人之急”，时人         誉为“宽仁长者”，晚年“以耕凿课长公（长子乔可仕），以诗书课中翰（少子乔可聘）”。[㈣] 宝应乔氏家族走上仕宦之途正是肇端于乔可聘。

      乔可聘（1589～1675），字君征，号圣任，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明朝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南明弘光朝灭亡后弃官归，以老寿终于家。与刘氏家学最著者刘永澄一样，乔可聘为明末东林党人，曾名列《东林党人榜》（《东林列传》有《乔可聘传》）[㈤]。乔可聘不仅是宝应乔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名宦，也是乔氏家学的开拓者和宝应家学的核心人物。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就认为，正是乔可聘和刘永澄，共同转变了宝应家学的学术趋向。他说：“明自姚江之学（阳明心学）兴而紫阳之学（朱子理学）晦，邑人刘永澄父子兄弟崛起于曲学波靡之日，力宗朱子而参酌于泾阳（顾宪成）、蕺山（刘宗周）之间，可聘继之，于是朱子之学复兴。”他又说：“国朝康熙、雍正间，增广生朱泽澐、编修王懋竑力守刘氏、乔氏之绪以上溯紫阳，于是朱子之学发明表著，盖江淮之间自汉唐以来得圣学真传者，宋胡瑗外惟此四贤。”也就是说，清代扬州学派的先驱人物朱泽澐、王懋竑，在学术上与刘永澄、乔可聘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四人代表着江淮地区自宋初以来的学术最高水平。他还说：“可聘之曾孙漌、泽澐之子光进、懋竑之孙希伊、永澄之五世孙世暮、世暮子台拱，各守其家学，躬行实践，余韵流风至乾嘉之间不绝。”阐明了宝应家学从刘永澄、乔可聘到清代乾嘉学派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对乾嘉之间扬州学派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㈥] 刘宝楠是宝应刘氏家学传人，又是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无疑是敏锐深刻的，也应当说是贴切的。

      从乔可聘开始，宝应乔氏家族逐渐进入鼎盛时期，但却几乎是乔可聘一系一枝独秀。宝应乔氏家族出了四位进士，除乔可聘外，康熙六年（1667）进士乔莱为可聘子，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乔崇烈又为乔莱子，仅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乔兆栋出自西决溪（今宝应广洋湖镇境内）乔可大一族。乔氏学人见于文献的，除乔可仕孙乔出尘及出尘子乔演（疑即乔寅，俟考）外，几乎全部出自乔可聘一系。乔可聘传五支：乔迈、乔英、乔莱、乔薇、乔荩，乔迈后分为五房：乔崇礼、乔崇祖、乔崇仁、乔崇道、乔崇醇，乔莱之后分为四房：乔崇烈、乔崇让、乔崇修、乔崇禧，乔英之后为乔崇哲，乔崇本、乔崇观、乔崇政、乔茂才、乔崇简、乔国才，为乔薇、乔荩之后。[㈦] 其中以学术知名者为乔莱（1642～1694，字子静、号石林）。乔莱中进士后，又于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被荐试，列一等，官至翰林院侍读。乔莱深于《易》学，文学艺术造诣也极高，有“学问优长，文章古雅”之誉。他“参取于《伊川易传》、《诚斋易传》之间”，撰成《易俟》一书，以人事说《易》，“不为杳冥之谈”，被赞为“胜于空言天道心体、遁入老庄者多矣”。[㈧] 乔迈之孙乔漌（1679～1743，字星渚、号省斋），“年近五十，始折节向学，受业于（朱）泽澐”[㈨]，“泽澐亟称之，曰：从吾游者众，异日仔肩斯道者漌也”[㈩]。乔崇修子乔亿（1702～1788，字慕韩、号剑溪），专肆力于诗，著述极富，“时沈归愚宗伯（沈德潜）主东南坛坫，海宁查氏群从，以诗鸣浙西，亿与之游，颇能自树一帜”[11]。乔英的后代乔载繇（1776～1845，字孚先、号止巢），致力于地方文化事业，搜采明代邑人遗诗为《白田风雅前编》，并编纂了道光《重修宝应县志》，载繇子守敬授徒乡里二十余载，“邑之高才雄俊，半出其门”[12]。其他的乔氏后人，以文学、艺术擅一时之盛者，也是指不胜屈。

      学术传承的开放性是宝应家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主要表现为“易子教”与“磨盘亲”，我们称之为“学术联姻”。在这一点上，乔家显得尤为突出，不仅在县内几大学术家族之间易子而教和世代联姻，更将其扩大到了县域之外。 乔可聘夫人王氏为王有容（王懋竑曾祖父）胞姊，继配潘氏为山阳（今淮安市楚州区）潘叔旸之女。山阳潘氏亦是望族，潘氏母云鸾则出自宝应世家大族仲氏。乔可聘之女嫁兴化吴甡（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子吴元莱，而吴元莱之女又嫁乔英之子乔崇哲，乔英女则嫁给兴化李清（明朝嘉靖状元、隆庆初年内阁首辅李春芳嫡玄孙，以撰著《三垣笔记》和《南渡录》蜚声海内、载誉史坛）之孙李炳竹。乔莱和乔荩皆娶山阳邱俊孙之女，邱俊孙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其长子邱象升为清顺治十二年（1665）进士，三子邱象随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进士，兄弟以诗文名，时号“二邱”。乔莱之女嫁朱经，为朱彬曾祖母，乔莱子乔崇让与梁溪（今无锡市）胡期恒均娶江都汪懋麟之女，胡期恒之女则又嫁乔崇修长子乔汲。胡期恒官至甘肃巡抚，其祖父胡统虞为崇祯年间进士，父胡献徵官至湖北布政使，胡家与雍正初年的权臣年羹尧家为世交。汪懋麟曾与修明史，撰述最富，与同里汪楫同有诗名，时称“二汪”。乔崇修次子乔肃妻方氏为方式济女，出自海内著名世家桐城方氏，方氏之弟方观承官至直隶总督，为著名的乾隆“五督臣”之一。乔崇修少子乔亿是朱彬伯父朱宗光的岳父，乔亿孙女又为刘宝楠生母。此外，清代名臣汤右曾、方苞年轻时都曾馆于乔家，王懋竑更是馆于乔家十余年，而乔家亦多有从事教职者，如乔崇修曾为铜陵县教谕，乔汲曾为吴县教谕。乔汲之孙乔德谦则被刘台拱延为塾师，“自是邑中人士多出其门”[13]，其中的佼佼者刘宝楠更是成为一代学术大家。这样的一种“学术联姻”，不仅使乔氏学人开阔了眼界，更使乔氏家学有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这也是宝应家学的学术特色之一。

      乔氏的文化贡献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和地方文史、教育事业上。在学术研究上，用力者相对较少，然而起点却很高。乔莱的《易俟》，是宝应仅有的三部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之一（另二部为王懋竑《白田杂著》和《朱子年谱》）。乔莱的父亲乔可聘，“始读《王文成（王守仁）全书》，知有‘知行合一’之学，又与润山叶子（叶廷秀）、几亭陈子（陈龙正）互相切劘，知有‘居敬穷理’之学，晚年读《性理大全》、《近思录》、诸儒语录，知有‘理一分殊’之学”[14]，是宝应学人中全面研究宋明学术的第一人，所著《读书札记》就是其研究所作的笔记。从《读书札记》条文的顺序看，显然不是读书所作笔记的简单汇辑，而应当是晚年按照自己学术思想系统整理的结果。因此，虽然没有形成学术专著传世，却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著名的学术大家王懋竑就从此书得益良多。康熙三十四年（1695），时年28岁的王懋竑读此书，发出了“高元未比陈公甫（陈献章），笃实应同薛敬轩（薛瑄）”，“此学而今真断绝，不能容易属他人”的感慨[15]，而36年后，晚年的王懋竑则在书后写下“一实真能碎百虚，高明要复此心初”，“若教濂洛传心印，邃密还应逊此翁”的感悟[16]。这一个“实”字，正是乔可聘学术思想的核心。乔可聘的学友叶廷秀受业于刘宗周，陈龙正则师事与顾宪成同为东林学派巨擘的高攀龙，所以，乔可聘的学术思想才真正是“参酌于泾阳、蕺山之间”，而刘永澄则“力宗朱子”，“节义彪炳、学术醇正，与顾、高友善而学术不同”[17]。因此，如果说刘永澄为宝应家学赋予了浓厚的理学色彩，那么乔可聘则奠定了宝应家学其后的实学性质。

      与宝应的其他学术家族相比，宝应乔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家族命运比较坎坷。如果说宝应朱氏家族似一束兰花，风姿绰约且香远韵长，刘氏家族犹一株梅花，凌雪绽放又岁寒不凋，王氏家族如一篱菊花，抱香傲霜而犹得晚晴，乔氏家族则像一池荷花，清风绝世却娇娆易折。早在乔家兴起之初，乔可聘就因“是非可否率皆直道而行，不肯雷同附丽”[18] 而仕途多舛，入清后更是因为怀念故国，拒不出仕而终老于田园。乔可聘长子乔迈因参与反清活动，身后“诗集为怨家所发，子孙几至获罪”[19]，乔莱则因为父“可聘明季官河南道御史，有直声，入清高蹈不仕，年过八十，系东南人望，筑柘溪草堂及陶园以聚宾客，莱复得白田隙地修纵棹园，父子继盛，文采又足以彰之，为时所忌”[20]，最终羁旅京华，客死异乡。乔崇让子乔铎更因姨父胡期恒卷入“年羹尧案”受牵连，“先业被籍没，后世遂微”[21]。然而也正因为有太多的磨难，才塑造了宝应乔家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经世进取精神，也成就了宝应家学的学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