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篇《我记忆中的“宝应事件”》在网上发表后，收到很多朋友的评论，有人告诉我，当时的那位宝应县委书记徐向东，其实到1984年才去世，后来成为江苏省社科院的副院长。我查了一下，确实如此。  这是著名国画家魏紫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宝应的写生。 从画上可以看出，那时的宝应这个鱼米之乡的街市还是熙熙攘攘的。 我不明白，这位当初被判刑的人怎么又摇身一变，成了高层的领导呢？我又在网上搜索了一气，基本清楚了。 徐向东之妻凌新，徐向东当宝应县委第一书记时，她是宝应县委宣传部长，后来也当到江苏省社科院机关党委书记。她写的一本回忆录《我这一辈子·第十五节叶落南京》中曰：“1980年，向东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江苏省委发文，撤销之前对向东的处分决定，从当年七月一日起，恢复党籍和原行政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到省社科院任副院长……1984年7月因病去世。”原来，被判刑五年的这位徐书记在落实政策的年代也被改正了，撤消处分，恢复党籍与行政级别。不知道是不是说明徐书记在“宝应事件”中没有责任，或是“宝应事件”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 许多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在读了我的博文后，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成某：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那时小学经常发生“青紫病”，抢吃的很多。 童某：能把熬面想出来，你真是不简单，说的全都是事实。 刘某：没提到豆腐渣子、萝卜缨子，连我都吃过。 顾某：宝应事件，刻骨铭心，一百天我家死了三口，我爷爷，我奶奶，我妹妹。我初一时，有寡妇村上街喊冤，我跟到乡下，见到死人被老鼠把头和脚啃了，无人收尸。半夜回城，遇到多条野狗刨土，我想可能是刨尸吧。那时我好像十二岁。 说县委第一书记在“宝应事件”中没有责任，谁也不会相信。但我相信一个原11级的高干的人脉网络是完全可以让他得到足够的帮助的。问题是徐书记扪心自问，起码应该有所愧疚与自责吧。可是，徐书记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这可以从他在服刑时所写的诗中看出。其中的两首是这样的： 囚徒乐曰：坐牢不要紧，只要革命真；党籍开除掉，还有－颗心。 囚徒志曰：滚滚长江水，东流不复还；后浪逐前浪，永远向东方。 他还认为他是“革命”的，而且是真革命的；他还是“永远向东方”，那当然是向着毛泽东的方向。所以，他所做的，应该都是在执行毛泽东的“革命”，既然是这样，他何罪之有呢？他的另一首狱中诗写道： 愧吃囚粮七十天，熬时终日啃毛选；埋头膝地獄中法，痛把壮年作晚年。 他仍然以毛选为精神食粮，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也许他始终认为他在宝应的所作所为只是跟随领袖，唯领袖马首是瞻，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所以在他的所谓“问题合理解决”时，他禁不住又诗兴大发： 《六十虚岁生日抒怀》： 雪压风吹二十年，六旬幸得见新天；妻儿收泪狂欢庆，世道叫人自着鞭。 我想不出徐向东的处理是因何而改变的，是完全的莫须有冤案吗？是因为上行下效，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吗？总不能是浮夸虚报、打压说真话的干部、反“右倾”，拔白旗，都是正确的做法吧？起码也是彭大将军所说的“好大喜功”吧？相信宝应所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与徐书记的认识是迥然不同的。 在长沙的岳麓书院的讲堂里有一副对联，出自清乾隆年间的书院山长旷敏本之手：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上联中的前三句说得好，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审视自己孰是孰非，而荣辱毁誉应该让别人去评价，而得失则心安理得让天数来安排。自己说自己好，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用的。 而下联中的前三句更是发聋振聩，在封建社会一个人要想到三个方面，就是对皇帝的恩泽如何报答，对百姓的生命财产如何保全，对圣贤之道如何传播弘扬。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当官，如果只知道跟着领袖摇旗呐喊，不顾百姓死活，更不顾中国传统的道德，不实事求是，浮夸虚报，不但算不得好官，也算不上一个好人。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汤一介的遗著《我们三代人》写了他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和他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生动展现了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在书中，汤一介完整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并且对自己加入“梁效”写作组的详情一一陈述，他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忏悔。书中有这样一段： 我是比较靠后才发言，我说：“儒家和法家的不同可能主要是两点，一是法家主张改革，而儒家则要维护旧制度；二是法家主张前进，而儒家主张倒退。”我说得很简单，后来听说，江青认为我的发言很扼要。但江青认为很扼要，这一方面说明，我在紧跟毛主席，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是在迎合“四人帮”，失去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因为我实际上对儒、法两家都并没有作什么认真研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二三十年来已被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和作为批判斗争的对象绝大多数已经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了；已经失去了“自我”，而异化为领袖的“应声虫”。这和中国历史上有骨气的“士人”的人格是背道而驰的。孟子可以“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我却把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美德丢掉了，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于人，也很悲哀。从80年代初起，我较为彻底地觉悟了，我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我要找回“自我”，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不再向非真理与半真理妥协。 “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说是一场灾难，像是一场噩梦，这不仅是由三十年专制主义新传统造成的，而且它有几千年深厚的专制主义的老传统的根基。虽然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怪现象有其偶然性，但究其根源不得不看到专制主义往往会出现“造神”运动，“神”被造出后，他就完全把人控制住了，人被异化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没有能力不“拜神”，从而犯了错误。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我终身难忘，它对我是一面镜子，我必须从中来时时反省自己。 这是一个与徐向东完全不同的人。徐向东是党的干部，是搞政治的，虽然也喜欢写些诗歌什么的；汤一介是一个“士人”，后来也卷入了政治。搞政治的靠的是手段，能屈能伸，可以说“永不翻案”，也可以彻底“拨乱反正”；搞文化的总会接触到道德良心，对于自己以前的言行，省察反思，也是一种书生之气吧。所以说，徐书记算不得一个文人，虽然他喜欢舞文弄墨。他也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而能不能反躬自省，正视自己的错误，是有没有“自我”的最基本的一点。汤先生说得好：“已经失去了‘自我’，而异化为领袖的‘应声虫’。这和中国历史上有骨气的‘士人’的人格是背道而驰的。”有没有人格，不仅是对士人的考问，也是对政治人物的考问。 还是回到那副对联上，我用作本文标题的那句话：“毁誉听之于人。”无论是徐向东书记的结局如何，即使是平了反，即使成为重要部门的领导，他也无法摆脱在宝应当第一书记时留给宝应人民的印象。斯人已去，否则他真可以去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听一听那里的百姓是如何评价他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徐书记喜欢诗，那我就用杜甫老前辈的两句诗来结束本文吧，愿徐书记在天之灵能有所感悟：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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