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1958年夏天我到宝中任教时，他却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数学老师。他以教授《代数》著称，号称“金代数”，与我在另文记录的“梅几何”并列，成为宝应城乡名噪一时的名师。 客观地说，能把相对比较枯燥的数学课讲得那么形象生动，且又不改变数学固有的逻辑性与科学精神金老师确有过人之处。难怪同学们都说，听金老师讲《代数》是一种艺术享受。其教育质量之高，自不待言。我到宝中头三年，先教《代数》，后教《平面几何》，在教材、教法和学生作业处理诸方面都曾受到金、梅二位老师的指教与濡染。 在我的印象中，如果说梅老师一直谨言慎行，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金老师则是一位我行我素、毁誉由人的“独行者”。在数学教研组里，二位一静一动，相得益彰，不知引发过多少评说。 “君子溺于口。”金镜芙先生曾因直言而获咎。所幸受到张汉文老校长的保护，没有被一棍子打死。但是，批判是少不了的。之后还受到经济制裁，从中教5级降到中教8级，月工资一下子少了20元5角，仅能以43元5角来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人均从10元7角5分降至7元2角5分，在当时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便是“三年自然灾害”，对于这个家庭的日子，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了。 金老师似乎并未因此吸取教训，所谓“夹起尾巴来做人。”该说时说，该笑时笑，在师生的眼中，他还是那么爽朗，那么“帅气”。尤其招人议论的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候，他照旧享受着抽烟、饮酒的乐趣。按理说，抽自己的烟、饮自己的酒，与卿何干？然而在那个全没有私人空间的年代，一些人看到他嘴里叼着一只大烟斗，派头十足地吞云吐雾，就气不打一处来；说到他饮酒时的那些文人雅士的作派，更是让批评者义愤填膺。 于是乎，有说他完全是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情调，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享受，全然不顾老婆孩子的生活与成长。这都是那个时候的正常推断，所谓“上纲上线”，但不是客观的结论。 事实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了一家人生活，特别是二男二女未成年的四个孩子的成长，金先生除了将43.5元巧妙安排油盐柴米布，他还组织了家庭副业，种菜、糊纸盒、安装爆竹捻子，挣些许零钱，贴补家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亲眼看到，他在家里用一种磨得较粗的米粉，拌以胡罗卜和菜叶，熬成一锅米糊糊，以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因为粮食定量不足以支撑大小六张嘴的需求。 他的妻子善良而柔弱，不善家务。谁会想到这位在人前帅气、潇洒，甚至有几分疏狂的金老师，回到家里不但要包揽全部家务还要兼顾女红。从剪裁、制衣、结毛线，到刺绣、洒花、纳鞋底，无所不至。他做出的针线活常让精于此道的女老师自愧不如。天底下有这样“自私”的丈夫，有如此“只顾自己”的父亲吗？ 其实今天的人们已无法想象那时的生活了。金先生叼在嘴角的烟斗是华贵的，可烟斗里装的却是用烟梗、秫杆制成的只有几分钱一包的劣质卷烟，直接抽吸这种烟卷，有时会发生微型爆炸，“叭！”一声，烟枝开裂，星火四溅，或点击脸皮，或烧坏衣裤，往往给吸食者造成小小的恐怖。金先生的办法是把烟枝统统剥开变成烟末，装在铁盒里，用烟斗来抽食它们，这样，既可以避免无妄之灾，还能给抽烟增添了几分额外的乐趣。 金先生用的酒器是精致的，饮酒的方式也很考究，那执壶举杯的动作甚至有几分夸张，然而他的酒只是一毛几分一斤的“瓜干”或“八角冲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杯在手，自能造出神仙般的意境来，这让我想起章诒和笔下的康同碧女士(康有为之女)困难时期在北京，没有面包用馒头替代，没有牛油用王志和的红方替代，一定不能丢失早已经定型的用餐的方式与习惯。 在那个精神和物质都十分紧缺的语境中，用这种近乎自我麻醉的方式来寻找一点点生存的乐趣，也许恰恰是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自动减压、自我疏解的一种智慧，抑或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乐观基因吧。 他口不言贫，不抱怨、不求助，无一时忘记为人师表的人格尊严。学校以工会的名义每季度要对少部分遭遇临时困难教职工作些经济补助。这种严格控制的小额补助有一套从个人申请、小组评议到工会讨论、校长审批的既定程序。粥少僧多，有时会变成一场相互攀比、相互揭短、相互攻击的混战。金老师虽然极端困难，却从来不递交申请。总是那位清明睿智的张汉文校长，常利用校长特权，把学校里几个真困难的教学骨干叫到他家里去，填一张申请表，由他当面批个数字、签上名，让受之者体面地到会计室去领款。也只有张老校长这样的真教育家懂得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调动“梅几何”、“金代数”们的积极性。 当时一批活跃在宝中教坛上的中老年教师如邰让之、金鸿章、朱九成、梅义和、陈孝先、潘大白、陶金如、华雨九、孙秀琳、华铨曾、乔鸿哲、郭子忠、朱志鸿、房梦飞、方葆先等，虽然都来自旧时代，无不在老校长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教书育人，以促进祖国繁荣富强，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 金镜芙先生和大家一起，即使只能以米糊糊裹腹、劣质烟酒自慰，每堂课仍然那么精神抖擞，用最生动而精炼的语言，把科学知识传授给每位受教的学生。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庶几近之。 大爱无痕。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常常深刻地留在学生的心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振华先生还保存着初中时的一张《成绩报告单》。上面有他的班主任金镜芙老师亲笔书写的“操行评语”：劳动热情很高，在抬砖筑路运动中虽然身材矮小，而创造了最高记录。但不能照顾自己的身体，勉力而为。“数十年后，吴教授重读这段评语，不能不感慨地写道：“这段既表扬又批评的评语充满了一位慈祥的师长对学生既热情鼓励又关心爱护的亲切之情。”另一位老校友也深情地回忆，当年他到宝中注册入学的第一个晚上，班主任金老师就到宿舍来看他，并为他和两位患感冒的农村学生递药端水，表达了无微不至的关爱。 天地悠悠，一晃数十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年二十来岁的青年，如今已成为白发苍苍、年届80的垂垂老者了。我与金老师同在宝中虽然长达23载，直接同室共事也只有执教初中数学的那短短三年时间。文革后他去了县教师进修学校，我被调到文教局，之后又调到广播电视大学。接触的机会虽然不多，金老师的种种，特别是他热衷于教书育人和穷不失趣的人文精神常萦绕心际。步入老境，格外怀念故人往事，可惜手中缺少文字记录，也做不了调查访谈，这篇短文只能就记忆片断，浮光掠影，敷衍成篇，以寄托我对这位亦师亦友的老同事的无限思念之情。2015.6.20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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