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彰：我的两次高考

　　周文彰：我的两次高考

　　作者：周文彰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一次是在1973年，它使我走出了农村；一次是在1977年，它让我走进了学术。特别是这后一场高考，它改变了国家，改变了许许多多年轻人的命运。

　　我1953年8月生于宝应县小官庄镇双闸村，属于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1965年9月考入望直港初级中学读初一，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课程全部停止，学校成了“革命”的战场。1968年11月初中毕业，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小官庄镇中学（当时叫东风中学）读高中。1970年7月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久当了村学校的民办教师。

　　1973年上半年，在公社开会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大学招生，于是鼓着勇气先向公社文教领导、后向大队党支部书记表达了想上大学的愿望，不想他们满口答应，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当时改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江苏省招生数与推荐数的比例为1∶2，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在那场招生考试中，辽宁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引发了一场影响极坏的政治风暴，使这场考试成为“文革”中的唯一一次“高考”，而我的一篇《家乡新貌》的作文则特别优秀，引起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招生教师的重视，决定进一步考我。

　　考场设在宝应县中学。那天，校园里突然响起让我赶快去口试英语的广播通知，使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我没有考英语的准备。我当然读不了成段的英语，主考让我跟着他读，类似于“鹦鹉学舌”，得了个“模仿能力极强”的评语。于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当时列为保密专业)在本县的唯一的招生名额出乎意外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喜不自胜。然而，一封反映我家庭历史有问题的“人民来信”残酷地剥夺了我几乎到手的读大学机会。等问题查清时，大学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一个月后，中等专科学校招生，我免试成了扬州师范学校英语专业的学生。

　　我的第一次高考就落得了这样的结局！

　　1973年10月初，20岁的我告别了乡亲，告别了我所一直生活的农村，独自一人，带着木箱铺盖，乘上了开往扬州的长途汽车。刚刚治愈癌症不久的老母亲拖着仍然虚弱的身体，走了10多公里的旱路（步行）水路（乘船），送我到县城车站。从此开始了我和她几乎年年在这里含泪告别的场景，直到她年老力衰，无法再来送我。我平静了一下与母亲、与家乡依依惜别的心情，两眼望着窗外匆匆倒退的树木，耳边响起了邻座上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的对话：

　　“上海外国语学院这次也在我们县招生。听说只招一个。”

　　“是。录取了东风公社的一个姓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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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眼光从窗外拉回车厢，他们身边满堆的行李显示，他们十有八九也是去报到的师范生。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那个令他们羡慕的姓周的已被“人民来信”拉进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更不会知道，他们对招生内情的津津乐道正勾起那个姓周的内心的无限酸楚。

　　扬州读书期间，我英语学得异常扎实。入学时我被编在英语总体水平最差的三班，在三班我又属于基础最差的学生之一，但很快我就崭露头角、名列前茅了。我被选拔参加了学校的宣讲小分队，宣讲大获成功。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部队纷纷前来邀请。这一讲注定了我与政治理论的缘份：1975年毕业时，学校留我当政治教师。在“突出政治”的那个年代，政治教师是一个重要而荣耀的职业。

　　尽管没有机会当英语教师了，但我自学英语没有放松过，直到56岁我才放弃努力，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一阵子，我以每天背10个英语单词的速度强化学习。英语学习使我受益终身，后来我在南京大学首届学生公共英语竞赛中获得冠军，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博士研究生期间翻译3本英美哲学名著，后来陆续出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用英语作讲座，英语就是从扬州示范学校起步的。我的信条是：凡是下苦功学过的，不要轻易放弃。

　　1977年，社会发生了知识的升值、科学的春天和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废除推荐制，只根据高考成绩录取。起初，我频频给想考大学的年轻人辅导政治和语文，而没想过自己要考。我满足于当时的中师教师职业，陶醉于在扬州已获得的小名气。我母亲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国家干部身份，离老家又近。高中毕业后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当上公社供销社或粮管所的售货员，可以买到紧俏的肥皂和米糠。倒是当时的朋友、现在的妻子竭力鼓动我报考。

　　她生在长在南京，从小就充满活力与理想，可惜赶上了那个年代，在15岁的花季年龄，随全家下放到了偏僻的农村。幸亏她生性好强，玩命地劳动，很快地入了党，当上了大队团支书，晚我一年，被推荐到扬州卫校读书，从而给了我一个姻缘。她的鼓动使我当机立断，赶在报名结束之前报了名，好在不需要领导批准，因为上面有规定：凡符合报考条件的，单位不得阻拦。

　　报什么专业呢？社会上沸沸扬扬，说“文革”几年积压了不少人才，竞争一定异常激烈。我认定：能跟我竞争英语的不会很多。但仅仅英语好也不行啊，数学是必考科目，这恰恰是我的短板。于是我把数学作为复习的重点，白天上班，晚上就呆在办公室，桌上平放一块小黑板，从初一数学课本复习起，一边看书，一边在黑板上一道题一道题地演算，直到高中数学全部复习完。我不知道那时有没有高考补习班，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请人补习。

　　当时抱定的决心是一定要考上。因为我是师范老师，几个同事的孩子也报考了，如果他们考上了我却考不上，岂不丢人？恰好这时，叶剑英元帅的诗发表了：“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题为《攻关》的诗，迅速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多年大搞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它让我们耳目一新、提气鼓劲。我邀女朋友特地和我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题名“攻关”，为自己复习迎考打气。

　　这是我的第二次高考。开考那天，我独自骑着自行车来到考场，没有人陪同，父母在老家喂猪种地，女朋友在医院照常上班。考场外边，闲人也寥寥无几，不像现在陪考的远远超过考试的。考完一场，骑车回学校食堂吃饭，下场考试再来。

　　考试成绩我知道了：在扬州地区组织的初试中，百分制的英语成绩我得99分，据说全地区第一，其他成绩也不错，从而进入全省组织的复试。复试自我感觉更好。但招生办通知我：改报专业，我已超过21周岁的英语专业录取年龄。再报专业，当然就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了。在扬州师范学校毕业留校任教3年，前两年教政治经济学，后一年教哲学，都是边学边教。每个考生可以填报３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二志愿，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三志愿，有人提醒说，填个差一点的学校吧，不要全砸了。我横下一条心：要上，就上名牌大学——第三志愿：南京大学哲学系。

　　我的复试成绩是多少呢？无从得知，因为当时不予公布。进了大学我才知道，4门考试的总分满分是400分，我得了328分，其中数学不及格。按照我的考分，我是可以实现第一志愿的。可是，此时招生规矩细节还没有立起来，南京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把全省的高分考生尽情要了个够，而不管他(她)报的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于是，1977年年底，我接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这次高考，竞争有多激烈？好久以后才知道：全国参加高考人数570万人，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8%，差不多20个录取1个。

　　如愿考上了大学，应该高兴啊！可是，我见到女朋友时，她居然两眼红肿。原来同事提醒她：“你把小周放走了，他变心你怎么办啊？”报纸上的一张漫画我也看到了：一只风筝高飞蓝天，风筝线系在地面一位低头擦泪的姑娘腰上，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青年，挥着剪刀，在剪风筝线，漫画标题是：《累赘》。想到这些，女朋友一夜伤心未眠。我一听笑了：别乱想！送我去南京大学报到——亮身份！1978年3月新生开学时，我们双双第一次同时出现在南京大学校园。

　　我常想，我不幸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那场考试，让我从学士学位读到博士学位，培养了哲学思维；正是哲学思维让我终身受益，在什么岗位都能很快适应、进入角色。

　　来源：《扬州日报》2019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