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挂职记（费振钟·李佩甫·陈应松）

　　1997年，李佩甫挂职河南省某市副市长。当时已有七位副市长，作为第八位副市长，若要有权力，就要争取分工。李佩甫想了想，自己先就放弃了。

　　对于新来的这位李副市长，很多人先会热情地打探：“李市长分工什么？”得知市长只是个“虚名”，没啥权力，找的人就少了。这种状态恰恰给李佩甫下乡留下充裕的时间和空间。

　　“我真实的心态，正准备攒足力量写长篇。所以就安之若素，在那里住下来。挂职变成了真正意义的深入生活。”李佩甫并没有强烈的进入政界的欲望，他只是愿意一个乡一个乡地挨个儿转，到乡政府或镇政府去了解情况，边走边问。因为没有利害冲突，他这个“平民副市长”反而可以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如果是记者，也许他们会有顾虑；一说你是作家，没有人戒备。”说到这里，李佩甫却有些悲凉，我们的民族最悲哀的是没人看重作家，在俄罗斯，在西方很多国家，人们对作家是很尊重的。

　　河南省文联每年都有下去挂职的指标，专业作家曾经有两次由省委组织部专门到县、市级去挂副职。也有到基层去的。对李佩甫而言，他的创作和生活不是同步的，需要消化、吸收和浸泡。“我是标准的深入生活的挂职，完全体验型的。”李佩甫说，他到各乡各村去走，各种各样的人找他，甚至有人找他告状。“走了那么多村子，见了那么多乡镇企业，却发现乡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原本的样子了。”各种奇怪的或精彩的事情在脑海里酝酿着，积累着，不见得立马就形成他作品里的故事，也许会放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却会为他的创作铺垫生动真实的底色。他说那时候，他经常会碰上一个满脸汗水的农民，背着一个破包，带着几块干馍，哑着嗓子到处游说，推广“人造金钢石”。“他掂着一个瓶子，瓶子装着（他从一个大学教师那里买来的专利技术）可以做金属切割磨具的刀头。到处推荐，以求获得资金上的支持，可他奔波多年没人理会。”李佩甫到现在还记得那人穷困潦倒的样子。可是十多年后，当年那个身无分文的农民，后来成立了一个在中国很有代表性的生产模具刀头的合资企业，并且上了市，现在他儿子是董事长，资金过十亿。所以李佩甫常常感慨，中国农民不得了。平原这块土地“生产”各种人物和植物，吃苦耐劳，坚韧不拔。

　　从乡下转完回来，他常常一个人在政府食堂吃饭，大概是最少有饭局的副市长。从某种意义上说，饭局其实又是一种象征，要想真正融进去，并不容易。然而即使如此，挂职的经历对李佩甫而言也是宝贵的经历。他觉得自己看问题、看人生的格局大了，对土地的理解更为深厚，视野更加开阔。他试着换位考虑问题，觉得县里的干部也不容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都穿到基层的政府。有时候上头又是互相矛盾的。这个局下这个文件，那个局下那个文件，镇长乡长基层干部能当好不容易。所以中国的干部，管好一个镇，就能管好一个县，管理好一个县就能管理好一个国家，因为在民间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这时候，《羊的门》已准备了很多时间，深入生活使他有了新的生活体验和补充。两年后挂职结束，李佩甫完成了《羊的门》，2003年，又完成《城的灯》的写作。

　　挂职与独自深入生活，应该说各有利弊。李佩甫认为，挂职有挂职的好处，首先是生活上有保障，有人安排吃住等，接触面也宽，到各乡镇去方便一些，也好联系一些单位什么的。但同时你就是一个“官”了……若是以作家个人身份深入生活，那就是纯民间的，一般都是投友靠友，这样更靠近民间或者说是底层生活，但同时又有一些不方便的时候。若是从生活上考虑，挂职还是方便得多。

　　他说：“我每年都要到平原上走一走，去我熟悉的那几个县份。不是为了收集素材，只是走一走，看一看，接一接地气。大多是投亲靠友，或是与地方上的文联、作协联系一下，或是借地方上的文联作协开作品分析会的时候去。与地方联系最多的还是一些业余作者。”

　　他在作品中尽情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在《生命册》的最后，几乎以散文的白描写道：“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很多时候，我会莫名想起童年的时光。那日子一幕幕地在我眼里闪现。……我甚至于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黄风。刮起来昏天黑地，人就像是在锅里扣着，闷闷地走，嘴里、眼里都有土气，你弯着腰、嘴里呸着，就见远远的，风一柱柱地旋，把枯草和干树枝都旋到了半空中，荡荡的，帅帅的，像是呼啦啦扯起了一面黄旗。当你在玉米田里钻出头，当你从风里走出来的时候，当风停了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天宽地阔，捂出来的汗立时就干了，那远去的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你是想跟风走的。此时此刻，你会想，要是能跟着风走，多好。

　　可当我醒来时，四顾茫茫，满脸都是泪水。我只好对自己说：家里没人了。真的，没有一个亲人！可我知道，我身后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