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毛主席逝世的那些日子

2015-9-11 08:35| 热度：10965 ℃ |作者：何平|来源：山阳客|我要投稿

当时整个宝应县城都像一个大的灵堂，到处是黑底白字的挽幛、白底黑字的挽联、扎着松柏枝和白花的花圈，而每个人都佩戴着黑纱。人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大家谁也不敢开玩笑。最爱说笑的 ...

　　1976年9月9日，当时我在宝应县电机厂维修车间工作。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天气也是反常的，虽然已经到了9月份，但还是很热的，气温应该在三十多度。那天下午，厂里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所有人员收听重要广播。那时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大家也没在意。

　　电机厂当时刚刚建好一个大的金工车间，只是在地下设置了一些固定机器用的螺丝桩，机器还没有搬进去。全厂的工人都聚集在这个新车间里收听广播。

　　先是播送《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就知道是伟大领袖逝世了。后来哀乐响起来了，忽然听到“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我一愣，不对呀，就说，播错了，可能是拿了周总理逝世的录音带了。可有人说，你听错了吧，很多人紧张得根本听不到广播的内容，只知道毛主席去世了。这个消息在当时，似乎让人感到天都塌下来了。

　　收听广播很快结束，当时厂长立刻作出布置，一是在这个车间设置灵堂，所有的女工都在做白花；二是用白纸把厂内所有的红颜色的东西包裹起来；三是各车间安排派人轮流守灵。

　　当时办公室一排走廊上都是木头的柱子，是红漆的，被包了起来。以前用红颜色写的各种标语能用石灰刷的就刷，办公室内墙上挂的图表、锦旗，都被取了下来。关键是新厂房是用红砖砌的，那根本是无法遮盖的，好像有人提出，厂长同意暂不处理。全厂上下几乎一半的人投入了这个遮盖红色的动作。

　　我对这种把所有红色遮盖的做法感到有些不解，因为我想起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改行》。那是讽刺皇帝驾崩的，说红色的酒糟鼻子都不准出门，红萝卜染蓝了才给卖。我觉得作为红色革命的先驱不应该和皇帝一样，但我不敢说什么，我知道这种政治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怪异而不可理喻的事，但是还是在身边不断地发生。我心里想，国旗总不能变成白底吧，覆盖在领袖身上的党旗总不会被遮住红色吧。我当时真是对伟大领袖衷心敬仰与崇拜的，但我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是十分反感的。

　　在这期间，还差点出大事。一位女工晚上站着守灵，可能是因为天热加上紧张，又疲劳，一时头晕目眩，一个踉跄就倒了下来，头碰到了地下，擦破了皮，鲜血直流。幸运的是，她的头离一根竖立的螺丝桩只有几厘米，如果头栽到螺丝上，那可能要出大事。

　　当时整个宝应县城都像一个大的灵堂，到处是黑底白字的挽幛、白底黑字的挽联、扎着松柏枝和白花的花圈，而每个人都佩戴着黑纱。人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大家谁也不敢开玩笑。最爱说笑的人都三缄其口。有时刚有点忘形，差点说出什么不雅的话，立刻被人打断，让他老实点。

　　好几天，工厂都没有好好上班。直到9月18日的追悼大会。

　　那一天，全县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各行各业的人起码有一两万人都集中到县体育场。每个人的手臂上都套着黑纱，胸前都佩戴着白花。那天太阳很强烈，气温也很高。人热得不行，虽然都有所准备，一些体弱的人可以不去，但是大家对毛主席的感情深呀，谁会不去呢？

　　这可能是宝应县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数最多的集会，入场就花了三四个小时。

　　那天追悼会是王洪文主持的，当他说“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就有人开始鞠躬了。他又隔了好一会儿，开始说“一鞠躬——”，有人只好再来，弄得人头七上八下的，如同鸡子啄米，不停上下，是比较混乱的。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周围，有人似乎想笑，但都忍住了。谁都明白，如果笑，是个什么样的后果。

　　可这时我们旁边的一群老大妈开始放声大哭起来，我不知道是有组织地把她们集中起来，还只是一种某个单位这样的人特别集中。她们采用的是传统的号丧之法，就是类似歌唱地用一定的调子在边说边唱，她们可能认为这是她们最隆重的表示哀悼的方式了，她们的朴素感情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这样了。她们拉长了声调，悠扬地唱道：“毛主席呀，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把我们丢下来了，我们今后依靠哪个呀？”弄得会议上一阵哄动。其他队伍里的老大妈们似乎也在酝酿着，跟随着号哭。本来非常严肃静穆的气氛被她们搞乱了。这时各个单位的领导怕局面失控，赶忙阻止，让她们不能影响听追悼会的内容。不过，还算好，领导们一喝止，这号哭声便很快消失了。

　　不过，如果仔细看，站立着的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流眼泪的。当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挚的、发自肺腑的。我的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当时，我无法想象，我们偌大的中国如果没有了毛主席，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想不出有谁能代替毛主席的作用。我把政坛上的各式人等想了一转，觉得中国可能要乱，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那天的追悼大会时间不算长，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所以没有发生任何人中暑或晕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