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有两大刘氏，一支是刘士状家族，在宋代就从徐州迁到宝应，人称西门刘（彭城堂，与本文无关）；一支是刘宝楠家族，人称东门刘，也叫白田刘氏。 《宝应五之堂》一文介绍道：宝应刘氏，为江淮旺族。据传为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之裔，上溯自西汉著名文学家刘向。明洪武年间，苏州阊门刘寿，迁来宝应，其后子孙繁盛，称为宝应“东刘”。 近阅湖西《黎阳堂刘氏家谱》，黎阳堂（由五子堂、乐善堂、超铭堂三家同支刘氏整合为黎阳堂）刘氏先祖明初从苏州徙居宝应湖西黎阳城（即今金湖县黎城镇）之西乡，也是刘禹锡之后。始迁祖刘大钏，第五世有昆冈、陵冈、平冈等。 黎城西乡双墩地势低洼，因刘大钏家族居住，更名刘家洼。刘家洼西有一南北向汊河，北达三河，既宽且长。小船摆渡经常不正常，极大阻碍人们的出行。刘大钏的第四、五代子孙八人筹资建了一座桥，世人无不赞誉，命之为“刘八桥”。古桥遗址在戴楼镇柏长庄与林家沟浜之间湖荡中，上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还掘出桥桩遗址。湖西刘氏家族人口日蕃，逐步向四周扩散，播居数县。 令人不解的是王协和序言提及的“刘大钏以及陵冈、昆冈、平冈”，与湖西刘氏家谱记载完全吻合，全文收录在湖西黎阳堂刘氏家谱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王协和为白田刘氏家谱撰序言。《民国宝应县志》367、368页全文收录了王协和为刘氏写的《刘氏族谱序》，其后就是刘台拱的《敬节会例题辞》和刘宝楠之跋《家真定君小传书后》。 王在序中写道：“夫宝应白田刘氏，为宝邑旧族。而溯厥渊源，其来有自。固非碌碌、无所表见者。稽其发迹姑苏，乃唐代（刘）锡禹公之裔，延至大钏公，系阊门民籍。由苏徙居宝应卜居宝应黎阳城之西乡双墩，为开业承家之始。自大钏公以及陵冈昆冈平冈等，亦复棣萼争辉，后先济美，为乡党所引重……” 《民国宝应县志·艺文志》收录了《朱氏世录序》、《问氏家谱序》、《潘氏家乘序》，这三家都出了进士，是名门望族。而默默无闻的湖西刘氏家谱序言赫然出现在县志中，而且明明是“湖西刘氏”，却成了“白田刘氏”；湖西族谱中并无显贵，而王协和却说“其光前而裕后者，功亦伟矣”，其中必有蹊跷。 阅白田刘氏家谱及县志、图经等资料，发现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到底谁是始迁祖？什么时候徙居宝应湖东？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东门刘氏。 明末刘永澄时曾造家传，故县志里提及介绍刘永澄云：“五世祖寿，明初自苏州迁宝应”。 清代刘宝楠的《宝应县志图经》以及《清代朱卷集成》变为“始祖寿，明初自苏州迁宝应”。 刘寿一会儿是五世祖，一会儿又成一世祖。刘氏始迁时间，一会儿说是明初，一会儿说是明中期，说明湖东刘氏对家史没弄清楚，或刻意回避什么。 细心之人就会发现，从明初到明末的刘继善之前，约二百年，刘氏才传四代，明显与现实不符合，少了两三代人。而从明末第六代刘永澄到清中期第十二代刘彦矩，刘氏却遵循了每隔二三十年出一代人的人口繁衍规律。 最早发现此问题的是刘永澄，其在《先母王孺人行略》中说：“嘉靖中，先大父（祖父）挈家避寇其地（广洋湖之北渚）。”比明初“五世祖寿”相差一百多年，更没提此前居于宝应何处。明代之人都搞不清，更不谈清代人了。 清中期的刘台拱在《先府君行述》中推翻其先祖明初徙来之说，干脆说是明朝宣德、正统年间由苏州迁居宝应。 刘宝楠经过考证，发现叔父刘台拱之论不妥。在《念楼集》卷十之《拟宗祠神位议》中，刘宝楠所列刘氏先祖牌位依次为：始迁祖二公、二世祖囗囗府君、三世祖囗囗府君、四世祖囗囗府君，刘继善是第五世祖。与《附录》所载明显有冲突。 后来有人煞有介事地排出“刘宝楠家世”：始祖刘寿，二世祖刘北海，三世祖刘贵，四世祖刘宪，五世祖刘继善等，六世祖刘永澄等，附于刘宝楠著作后，即《念楼集附录》。但这不是刘宝楠本人的“研究成果”。 而刘宝楠在《黄塍沟先茔记》中提及，刘家祖坟安置情况：从刘中从之父刘以任、祖刘心学、曾祖刘永澄，溯及高祖刘继善而止，没提及刘继善以上祖宗之墓葬。 历史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宝应县城刘氏老宅在五子堂巷十五号。嘉庆十四年（1809年）刘彦矩中进士，官国子监博士，暮年赐造太史第，他以《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家训，把原来略显俗气的“五子堂”更名为意味隽永的“五之堂”，书香门第的气息更浓，而在本地方言里，其堂名的读音还是没变，实乃不敢忘本。 宝应县“五子堂巷”因五之堂而称名，巷名标牌上的“子”字没错，是“五之堂”本来面目，而湖西刘氏仍叫五子堂。东门刘氏后来分裂出一支“青藜堂”，湖西刘氏则更名黎阳堂，仍然很近。 由上可见，东门刘与湖西同为五子堂，均奉刘锡禹为祖先，都是明初从阊门迁来。 结合湖东墓葬、家谱记载、县志记载等诸多信息，合理的解释：湖东刘氏先祖可能在湖西生活了数代，其后刘寿后裔徙居湖东。 宝应县志图经585页“刘永澄”条下，介绍了其曾祖刘贵、祖父刘宪所受到的挤兑：（刘）贵，字庭富，号逸溪，少孤。从兄治先人所贻田，兄倍其赋，闲凌之，默受无后言。 不仅家亲眷属欺负他们，邻里也来欺负了：（刘贵）尝招所厚善者饮，里长陈某素无赖，排阖入卧堂上骂溺。客大不堪，公扶而酒之，慰以温语，乃去。谢客更酌，欢笑如初。 刘宪有个哥哥叫刘建，聪明乖巧过人，因家贫而辛劳过度，二十余岁未娶妻即早逝。刘宪少小也聪明，因母亲徐氏去世，而父亲刘贵“困徭赋，迁避无定居”，遂趣罢业…… 民国县志提及，刘氏“代有长者，至继善父宪益务隐德，年八十余，操履不衰”，与此相应。图经云其“迁避无定居”，说明刘氏确实有移居、颠沛流离的惨痛经历。几百年后写进县志图经里，可见刻骨铭心，此后刘氏家族不愿与湖西扯上关系。 刘氏翻身始于刘继善：（刘宪）长子继善，邑令韩介延（聘请）为子师。而继善绝无干请，韩介礼之异等（后来刘永澄娶了韩氏女为妻，刘永澄三十多岁就去世，韩氏教育刘心学等继承家学）。 1601年，刘继善与儿子刘永澄父子双喜临门，儿中进士，父中举人。父子俩教学相长，其后刘中柱、刘台拱、刘台斗、刘宝楠、刘恭勉等子孙薪火相传，很多宝应仕子也是刘氏的弟子，他们创立了江淮儒学。后人赞叹“棣萼争辉”，“为乡党所引重”。刘宝楠骄傲地说:“安宜之刘,淮海儒宗”。 发达后的刘继善仍然身体力行，为后代作楷模，谦恭做人：永澄挚友高攀龙、刘宗周、文震孟皆文坛大家，踵门求见。继善谢曰，漫劳车马，实无短长。终守逾垣之节。 正是因为刘贵家族一直低调做人，积德行善，忍所不能忍，才有了后来出头之日。也因为其家族不忘贫贱时之艰难，故而一直能传承优良家风，历数百年而不堕。 宝应刘氏从明末一直红到清末，历时近三百年。清代宝应县科举人才在扬州府属于第二梯队，比不过江都、泰州、高邮等。但以科举家族论，宝应东门刘氏则独占鳌头，清代东门刘出进士十名，压倒扬州府所有科举家族。 近来寻到湖东刘氏后裔一支（清末从宝应湖东返迁湖西），后返居吕良镇，云其祖先确因受到排挤而居湖东，励志苦学，成为湖东旺族，并更改堂名，繁衍生息。 可能正因湖西宗亲的挤兑与刺激，激发了刘继善父子的潜能，踏上了自强不息之路。要是还在湖西舒服地厮混，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淮海儒宗”家族。从这个角度看，“东门刘”要感谢湖西刘氏宗亲呢：感恩帮助过你的人，他使你更善良；感恩伤害你的人，他使你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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