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感激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政策，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点，也许我不会成为一名学者，也许自己还是一名工人，可能还要靠力气大小来衡量自身的价值。” ——童星
童星在扬州市宝应县乡下插队的近十年是“知识无用论”盛行的年代，1967年下乡，他独身一人带着弟弟在宝应县乡下干活，他当时根本不认为自己读到高中的学问有什么用处。
童星在农村劳动了3年多，又在公社下面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了6年，“最苦的时候就是下地耕田，踩着一脚的玻璃瓦碴犁地，经常是两条腿都是血淋淋的；然后就在基层供销社站柜台，除了毛皮、棉花之类的没有卖过，什么都卖过。”回忆起知青的日子，童星感慨万千，“当时真觉得自己很没用，读了一肚子的书，却什么都不会做。”
即使在“知识无用”的年代，童星依然希望通过已学的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7年国庆节后，童星在宝应县委办公室翻一摞党报时，看到了一条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的童星是1967年的高二学生，他符合所有的报考条件，这条消息让他回想起高二时憋足了力气想考北大的梦想，他迅速找县委办公处和供销社开了2份证明。思想上的疙瘩解开后，童星赶在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报了名。
1977年，22万多名考生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童星是其中幸运的一员。400分满分的试卷童星一下子拿了386分，其中数学满分，政治99分。1978年，又是新年的时候，童星接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在一次江苏教育系统的内部会议上，江苏省高教局副局长很郑重地宣布：“这次江苏的文科高考状元是苏北一个县供销社的职工。”
在第三个孩子落地11天后，童星到南京大学报到。1982年，童星从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直接留校教书，这一教就是20多年。现在回想起20多年前的那次高考，童星感到，“十分感激邓小平，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点，也许自己不会成为一名学者；也许自己还是一名工人，可能还要靠力气大小来衡量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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