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运河明珠

宝应，因运河而兴起，也因运河改道而得到全面开发，宝应因而成为运河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东北经过宝应博支（广洋湖）、射阳二湖，宝应东部射阳湖镇逐渐得到开发，兴盛一时。

公元197年，广陵太守陈登将广陵郡治移置射阳湖镇，后来开凿夹耶渠沟通津湖（宋代以后称界首湖）和白马湖，带动宝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宝应掀起第一次大开发高潮。

公元605年，隋炀帝“发淮南丁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通鉴•隋纪〉）。实际上是利用了原有的夹耶渠，史称“大业邗沟”。

历史上，邗沟改道多达十三次，每一次都在宝应境内开出新河道，每一次都促进了沿河两岸的土地开发，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明初，有一位水工，他身份低微，却长期奋战在治水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治理宝应水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宝应史书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宝应老人柏丛桂。

当时，黄河洪水南侵多年，使淮河入海水道多处淤塞，洪水滞留在宝应西部，形成了白马湖、宝应湖、界首湖等一连串湖泊，宝应至高邮一线，仅修筑一道土堤。汛期一到，常常决口毁堤。

柏丛桂不怕位卑言轻，大胆上书朱元璋，建议从宝应至界首造六十里砖堤。上书很快获批。公元1376年，朝廷采纳了宝应老人柏丛桂的建议，发动淮扬丁夫五万人，修筑高、宝湖堤六十余里，湖堤均用大砖砌成，坚固耐用，确保了宝应汛期的安全。

当时，漕船在湖中航行，风大浪急，经常出现船毁人亡的悲剧。公元1395年，宝应老人柏丛桂再次建言，从槐楼至界首开凿一道直渠，两面筑堤，河湖分开，以保护航船安全。朱元璋再次批准。朝廷发动丁夫五万余人，任命他负责督造此项工程，并限期完成。柏丛桂不负众望，不辱使命，栉风沐雨，披星戴月，身先士卒，全力以赴。在他的带领下，顶宽一丈的大堤，长约四十里，仅用一个多月就提前竣工了。漕河大堤修成之日，引湖水流入直渠，便于行舟，不用再担心湖浪险恶，还可以保护湖堤的安全。

宝应老人柏丛桂建言开挖“倚湖直渠”的治河主张，当时被人总结为“必有重堤，左右翼夹，与湖隔离，运道乃安”，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间，经过官民的艰苦努力，先后开成康济河、宏济月河、邵伯月河和界首月河，经过这一系列工程，淮扬运河航道基本上摆脱了湖浪的威胁，船舶航行在与湖分隔的运河中，奠定了今天里运河的基础。

宝应老人柏丛桂治水故事有口皆碑，后人称湖堤为“柏氏堰”。 宝应老人柏丛桂的美名一直流传到今天。

明弘治以后，黄河全面夺淮，黄河、淮水洪水流入湖漕，水位大涨，高家堰（今洪泽湖大堤）多次溃决，为保漕运、皇陵安全，实行“引黄济运”、“蓄清刷黄”和“引淮入江”等措施，还沿宝应、高邮一线修筑闸坝，并陆续建成子婴闸、氾水闸、朱马闸、刘堡闸等水利工程，来分流淮河洪水。

明清之季，政局又开始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者忙于镇压，无暇治水，宝应、扬州之间的洪水之患日益严重。   

公元1855年，黄河北流，京杭大运河北部断流，运河优势渐渐失去。公元1901年，清政府将漕粮食禄全部改为征折实，结束了2000多年的漕运制度。漕运制度的废止，松弛了对运河沿线堤坝涵闸设施的保护，刘堡水闸也最终被洪水冲毁，掩埋进泥沙之中。

解放后，京杭大运河开始了系统整治，宝应段运河逐渐恢复生机。

2011年9月，宝应县申遗办接到报告，县城向南约10公里处运河东岸，发现了大量条石、大砖和木桩，以及用大砖、条石垒筑的石堤，断断续续向南延伸。随即展开科学考古发掘，经过35天考古挖掘，刘堡减水闸本体构造清晰呈现出来，即由地丁、铺底石、闸墙、摆手四部分组成。经专家判断：刘堡减水闸是调节运河与宝应湖之间的水位差、保障漕运水位、保护大运河堤防安全的水工设施。现为遗址状态，为青石砌筑，堤坝、闸墙、堤坝以及西侧摆手基本保存完好，可清晰地看到木桩基础、堤闸石工以及水闸设计与两侧水位的关系。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作为遗产点的刘堡减水闸和射阳湖镇古邗沟及其码头，见证了古邗沟的变迁，宝应，运河线上的璀璨明珠，当之无愧！